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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遭遇中国：究竟是让人敬，还是让人畏？
目前世界对中国的心态只能用“大吃一惊”来形容，还谈不上尊重，更谈不上信服。
法家找到了实现平等的办法，而且是非常了不起的办法，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问题是，法家的法，不是“人民之法”，而是“帝王之法”。
未来中国让人敬还是让人畏？我们面临着这个节点，或者说是一个瓶颈。政治文明问题无法回避，中国社会必须成为公民社会，个体必须具有公民意识。未来的趋势是，全人类都要成为世界公民，否则就无法融入国际社会。“方管儿和圆管儿的接头，是方的还是圆的？”易中天问。“亦方亦圆。”记者答。
“也可以说不方不圆，不伦不类，不三不四。我正在打造这么一个接头，把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对接起来，我称之为‘三个对接’。所以，我肯定是‘不三不四’的。也可以说‘非驴非马’，是个骡子。”易中天说。
貌似谦虚，实则叫板，此其志不在小。此番易中天谈的是“文化大国何以可能”，他认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口，中国正面临一个关键节点，是让人敬你，还是让人畏你。
挖不出科学、民主、法治
《南方周末》：在谈 “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前，先谈谈国内“中国文化热起来”吧。比如成年人读史热、家长教小孩读《三字经》、背诵古诗词，等等。
易中天：简单地说，读史是为了现实。周公以降，中华文明三千年不断，今天发生的事情历史上大都曾发生过。翻开历史总是能够找到经验教训，也能找到应对策略。这是一。第二，创新离不开传统。马克思说过，我们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所有的传统，都会“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人们也只能“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借他们的名字、口号和衣服，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现在的“传统文化热”，便大体如此。很多人是希望今天的创新能够有历史的依据，也有少数人是想借尸还魂。
《南方周末》：那么，我们能否像丸山真男等日本学者一样，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的“内发性”元素？直白地说就是，假如中国原典中没有明确论及“民主”，我们是否可以对原典进行逻辑推演，论证出“民主”来？用你的说法，这种方式叫“抽象继承”？
易中天：我的主张是，对待文化传统还是要“实事求是”，“是其是，非其非”。有些东西可是挖得出的，也有一些是挖不出的。就算挖得出，能挖多少，到什么程度，也要实事求是。就说“民主”，它首先是一种观念，即“主权在民，政权民授”。其次，是一种制度，也就是要有人民授权的必要程序和方式。第三，是一种文化，也就是要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传统，我们有吗？也就最多有一丁点。比如《孟子·万章上》就说，天子有天下，是“天予之，人予之”，也就是既“君权神授”，又“君权民授”，我称之为“双重授权”。民主的传统挖到底，也就到此为止了。
《南方周末》：“法治”应该没问题吧？
易中天：严格地说也挖不出来。法家的主张，与其称之为“法治”，不如称之为“律治”、“刑治”。人类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权益不受到侵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应该是公民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社会契约。中国古代连公民都没有，只有“臣民”、“草民”，又哪有“公民约法”？也就只有“王法”。王法非法。我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有一个小标题，就叫“非法之法”。我甚至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既不是法治，也不是德治，是“礼治”，即等级制度。所以，我称之为“非法之法，无德之德”。
《南方周末》：科学精神呢？“格物致知”算不算？
易中天：也很难挖。严格地说，中国古代多有技术，少有科学。四大发明都是技术，不是科学。先秦诸子当中，最有科学精神的是荀子，他的名言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他的动机不是探索自然规律，而是跟道家一样，以天道说人道。只不过，道家认为，天道无为，故人道无为。荀子认为，天道自为，故人道自为。这都远远谈不上是科学。
挖得出自由、平等、宽容
《南方周末》：从传统经典中能否挖掘出自由精神？
易中天：我认为可以。庄子的《逍遥游》可以总结为两个词，一个是真实，另一个就是自由。真实而自由地活着，这就叫逍遥游。
庄子还有一个观点叫“齐物论”，讲的是平等精神。男人女人体力不一样，大人小孩智力不一样，但在“道”的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是“道”的产物，最后都要回归于“道”。
从平等观念可以推导出宽容精神——既然在“道”面前万物没有分别，那么鲲鹏也好，燕雀也好，参天大树也好，花花草草也好，各有千秋，各安天命，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
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可以毫不牵强地推导出自由、平等、宽容等理念，这些精神都是中华文明内发的，尤其是平等精神。在先秦诸子中，除了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之外，墨家、道家、法家都讲平等。但我们必须注意，这些理念并不具有现代性，只是表达了人类天然的追求。如何在现实中达成，却是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道家提倡的自由，是以放弃意志为前提的。没有了自由意志，又哪有自由？还有，所谓“道的面前人人平等”，如何才能实现？不甚了然。
《南方周末》：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只有把人的所有社会属性都剥离，人成为纯粹的自然人时，这种自由和平等才有意义？
易中天：对。这种剥离是不现实的。所以，这种平等和自由，无法实现。和道家一样，墨家也是讲平等而不得其门而入。在什么面前人人平等？他不知道。平等之后怎么办？也不知道。于是墨子提出“尚同”的主张。尚同的具体含义，是“一同天下之义”。具体实施办法，是“以民主集中制统一思想”——村民意见不统一，听村长的；村长意见不统一，听乡长的；乡长意见不统一，听大夫的；大夫意见不统一，听国君的；国君意见不统一，听天子的。最后全天下都听命于天子一人，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原始的朴素的民主集中制。初衷是人民民主，结果变成了君主独裁，平等精神也只能沦为空谈。
法家找到了实现平等的办法，而且是非常了不起的办法，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问题是，法家的法，不是“人民之法”，而是“帝王之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与法的关系就可以分成三个类型。第一是立法者，君王；第二是执法者，官员；第三是服法者，民众。其实践结果，仍有一个人在法外，那就是皇帝。在皇帝一个人面前，大家平等，都是奴才。这还是平等吗？
《南方周末》：综上所述，科学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宽容，大致都提到了。另外，墨子的“兼爱”、“非攻”，也大致能够对应“博爱”、“和平”吧？
易中天：也就是大致对应吧！毕竟，民族有个性，人类也有共性，也就是普遍人性。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涵盖了所有现代精神的基因，也不能说它跟现代精神、普遍人性水火不容。有普遍人性，就会有共同追求的理想、普遍适用的价值。否则，或者你是外星人，或者别人是外星人。其实地球人和外星人之间恐怕都有共性，否则你就不能称外星人为“人”了。比如电影《阿凡达》里面的纳美人，皮肤是蓝色的，个子比地球人高很多，但他仍然是人，仍然和我们一样追求独立、自主、尊严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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