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的解放：一首歌曲遭遇的30年变迁史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歌颂祖国、领袖和革命战争为主题的抒情歌曲大量涌现。不过，这种感情的表达、抒发必须是以“集体”为主体，风格必须豪迈、昂扬，而以婉转、细腻风格表达对“个人”对祖国、党、领袖情感的抒情歌曲，则遭到批判。1955年对歌曲《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批判，对后来抒情歌曲的“发展”影响重大。

 

《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是当时还不到二十岁的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团员蔡庆生在朝鲜前线写的一首诗，由赴朝慰问团带回国内，交《人民日报》发表，后由军队作曲家晨耕谱曲，传唱一时。但1955年1月的《人民音乐》杂志发表了署名“泽民”的《对〈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意见》，开始了为时半年的“讨论”，争论它是否抒发了“小资产阶级感情”。名为“讨论”，其实，是对这首歌及从个人情感出发的抒情歌曲的批判。平心而论，与以后的“大批判”相比，这次“讨论”可说非常温和，相当充分地发表了不同意见的观点，并且在有关“综述”中承认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首好歌，或有严重缺点的好歌。不过，最后还是批判此歌的“领导”意见成为定论。晨耕回忆说：“当我亲身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写了《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这是一首通过抒发主人公个人感情来表达志愿军爱国主义情绪的抒情歌曲，正因此也就遭到了无法理解的指责，说‘一个守卫在分界线上的哨兵，在时刻监视敌人的情况下不可能歌唱，不可能想祖国，更不可能想到吹来的什么风，这纯粹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情调。’这些不正确的指责是出自领导之口，代表着上级意志，故对当时写抒情歌曲的影响也较大。”（晨耕：《“诗言志，歌抒怀”》，《人民音乐》，1979年第8期）最终，这首歌还是被指责为“向志愿军战士灌输和平麻痹思想”与“思乡的落后思想”，终遭到查禁。不到二十的蔡庆生因此坎坷数大半生，直到“文革”后才被“平反”。

 

这次“讨论”，其实是音乐界“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音乐界执掌实权的、被称为“本土派”的吕骥对名望甚高、被称为“技术派”的贺绿汀的批判的一部分。在这期间，《人民音乐》发表了一系列批判贺绿汀的文章。1955年3月号《人民音乐》发表了署名“华玲”的《反对以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音乐领域中的思想斗争》的文章明确说道：“我们知道，‘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讨论，并不仅止于对歌曲本身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地开展抒情歌曲的创作”，“关于贺绿汀同志‘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讨论，关系着音乐艺术根本问题的统一认识，关系着整个音乐事业的繁荣进步。赞许特别是对于目前存在着的表现于各个音乐工作方面的资产阶级‘技术决定一切’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具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自由讨论和取消思想斗争的论调都是直接有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艺术蓬勃发展的，我们应该在进行对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批判的同时，坚决反对这种投降主义的错误态度。”贺绿汀可以用民歌甚至爱情民歌的调子来歌颂新社会、新英雄的观点受到严厉批判，他本人谱曲的《毛泽东之歌》和歌颂志愿军的《慰问信满天飞》也因“感情柔弱”、“缺乏思想性”被批被禁。（夏白：《论贺绿汀同志对音乐艺术几个基本问题的形式主义的观点》，《人民音乐》1955年第4期）为此，中国音协理论创作委员会还专门组织了“抒情歌曲问题讨论”，召开多次会议。此后，以何种“调子”抒发对领袖、党、祖国、生活的歌颂之情开始成为“问题”，柔弱、柔软、微弱等等，都成为“敏感”曲调。作曲家王云阶1957年创作的电影《护士日记》中的插曲《小燕子》传唱一时，但在1958年的打击“黄色音乐”中就被指为嗲声嗲气的“黄色歌曲”。当时，中国音乐家协会特地组织了一个小组，对包括《小燕子》在内的几首抒情歌曲进行甄别，虽然“结论”认为这首歌的词、曲、伴奏、演唱都不是黄色的，但“仍不能解决问题”；虽然延安“鲁艺”出身、时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的马可也写文章认为不是黄色歌曲，但仍无法改变权位更高者的成见。文革中，王云阶因此受到严酷迫害。他自嘲说：“当时我自己也写过文章批判黄色歌曲，结果批判到自己头上。这也是咎由自取！”（王云阶：《小天使解放了“小燕子”》，《人民音乐》1980年第2期）

 

在这种情势下，随后几年间那种真正抒发自我内心世界个性情感的歌曲屈指可数。但是，只要“气候合适”，总有艺术家要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才华，创作出广受听众喜爱、更多表现个人情感的抒情歌曲。在这廖若晨星的歌曲中，主要是创作于60年代初短暂“宽松”时期的《克拉玛依之歌》、《草原之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马儿啊，你慢些走》、《送别》等堪称代表。其中，又以《马儿啊，你慢些走》影响最大，一度作为将“抒情”与“革命”结合得最好的典型。因此，它的“命运”，又最能说明“抒情歌曲”的命运。

 

1961年，作家李鉴尧在云南西双版纳采风，深为南国边寨美景陶醉，写下一组《西双版纳诗抄》。其中一首短诗，由解放军战友文工团著名作曲家生茂谱成歌曲《马儿啊，你慢些走》。这首歌词优美、曲调悠扬的歌曲1962年经马玉涛首唱后立即一炮打响，全国传唱。权威的《歌曲》杂志在1964年1月号的“群众爱唱的歌曲”栏中，刊登此歌。

 

但顷刻之间，风向突变。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传达下来，从1964年年中开始，在“歌曲”领域展开了对“抒情”歌曲的批判。批判者认为“没有超阶级的抒情”，“世界上绝没有一支歌曲，能打动各阶级的人，能唤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感情。”“无产阶级认为有害的，资产阶级把它当做‘宝贝’，无产阶级认为优秀的，资产阶级都要千方百计地消灭它。因此，凡是抒资产阶级之情的，凡是资产阶级所欣赏的艺术趣味，我们革命青年就应加以排斥，并与之斗争到底。”“歌曲的题材、表现和处理是可以多样化的，但对于有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歌曲，我们就不应该去唱它、欣赏它”，“不能借多样化来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一些受到群众欢迎的抒情歌曲遭到点名批判：“《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类的歌，无非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爱情至上的恋爱观，充满了灰色不健康的资产阶级感情”，“只有那些把‘友谊和爱情’捧得至高无上、迷恋于私人生活和贪图安逸的人，才会迷恋‘友谊和爱情的花’，痴情不忍离去，才愿意用‘青春的血液去浇灌’这样的‘友谊和爱情的花’；而不是我们要革命的年青人。”“我们的青春要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绝不能用‘血液’去‘浇灌’什么‘友谊和爱情’的‘花’”。所以“这首歌是一种腐蚀剂”“《送别》这首歌使人感受不到是送革命战友奔赴新的战斗岗位的豪壮之情。歌词一再渲染个人的恩情别怨，曲调低沉忧伤无力，哪有一点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慨呢？”“在披着革命战士之情的名义下，表现小资产阶级的哀伤情感。”“《草原之夜》是一首精神空虚歪曲草原青年建设者的形象的哀叹之音。”“《茶花女》《货郎与小姐》的一些选曲，都是在宣扬、歌颂资本主义社会淫逸腐化的生活，是革命青年应当抛弃的裹着糖衣的毒药。”受到青年知识分子欢迎的《外国名歌二百首》及其“续编”自然不能“幸免”，批判者说：“这些歌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恋爱观。另外还有八首之多的宣传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恋爱观的‘小夜曲’和宣传唯心主义宗教思想的‘圣母颂’等歌曲。两本歌集为资产阶级音乐的传播鸣锣开道，对青年的思想革命化起了抵制作用。”（“中国青年报展开‘我们要唱什么样的歌曲’讨论情况综述”，《歌曲》，1964年第12期）这时教育界开始批判“母爱”教育，在音乐界也反映出来，歌曲《在老师身边》受到了“宣扬资产阶级母爱观点”的批判：“在这首歌词中，看不到党的作用，看不到对党的感情。它教育学生带着老师的深切期望而不是带着党的深切期望，去实现他们少年时代的理想；教育学生不是思念党而是单纯地相想念老师，哺育他们成长的不是党而是老师”；“没有只字提到党的英明、伟大，不谈报答党的恩情。这岂不是资产阶级‘母爱’教育在作怪吗？”这种歌曲“不能教育学生树立雄心壮志，为党、为祖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勤奋学习，不能培养他们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因此，“这首歌词宣扬资产阶级‘母爱’思想，是应该进行批判的。”（“《在老师身边》宣扬了什么”，“这支歌有资产阶级母爱观点”，《歌曲》1965年第2期）

 

在这种背景下，歌曲能不能抒情、怎样抒情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1965年6月19日《工人日报》发表了马可的《怎样对待抒情歌曲？》一文，此文为1965年第4期《歌曲》全文转载。文章对哪些抒情歌曲可以唱，哪些不可以唱作了界定。《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员都是向阳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红梅赞》等无疑都是优秀革命抒情歌曲，“我们唱这些歌曲，心中涌起对于伟大领袖、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从而鼓起了更大的革命干劲”。“不革命”的抒情歌曲不必说都不能唱，问题在于：“有些名为革命的抒情歌曲，实际上，它所抒发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也不是革命之情，而是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消极颓废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抒情歌曲，就是坏的抒情歌曲。”文章点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送别》的名，作为“有严重错误的抒情歌曲”的典型。但作者又提出：“并不是所有抒革命之情的抒情歌曲，都是十全十美的。它们当中，也会有一些在内容上或表达方法上值得研究的地方。”《克拉玛依之歌》和《马儿呀，你慢些走》就是这种“内容是歌颂祖国的伟大变化，它们的基本情调是健康的，只是歌词或曲调方面有某些缺点”的革命抒情歌曲，“它们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类的作品还是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这类歌曲，“它的缺点是可以改正的”。

 

《马儿啊，你慢些走》能一时幸免于难，不知与周恩来总理甚爱此歌有无关系，因他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赞扬此歌的调子是“集南北之大成”，每次见到马玉涛都要她唱这首歌。或许是周赞扬了它的“调子”，所以对“它的缺点”的“改正”就完全集中于歌词。作曲家晨耕后来写道：“当时却有人指责它是‘骑着马儿游山逛景’，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趣’。”他没有说明这个“有人”究竟是谁，但一定来头不小，因为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和歌曲编辑者在其压力下改写了歌词。（晨耕：《“诗言志，歌抒怀”》）1965年第4期《歌曲》刊登了集体改写的“政治正确”的“定本”。将新旧两个版本详加对照，便可体会出当时“政治标准”越来越教条、文艺管制越来越严酷，“文革”确已呼之欲出了。旧版“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改为“我要把这壮丽的景色看个够”，“肥沃的大地好象是浸透的油”改为“社会主义建设改换了天地”，“良田万亩好像是用黄金铺就”改成“劳动的歌声响遍了田野山头”，“没见过青山滴翠美如画”改为“没见过一队队汽车云中走”，“没见过人在画中闹丰收”改为“没见过千里平川跑铁牛”，“没见过绿草茵茵如丝毯”改为“没见过渠水滚滚山上绕”，“没见过绿丝毯上放马牛”改为“没见过田旱水涝保丰收”，“没见过万绿丛中有新村”改为“没见过深山密林修工厂”，“没见过槟榔树下有竹楼,有竹楼”改为“没见过公路通到深山沟，深山沟”，“这一条林荫小道多清幽”改为“我要把这大好的风光看个够”，“别让马铃敲碎林中的寂静”改为“风吹那稻麦卷起了千重浪”，“你看那姑娘正啊在楼前刺绣”改为“漫山遍野沉甸甸果实压弯了枝头”，“路旁的小溪拨动了琴弦, 好像是为姑娘的歌声伴奏”改为“碧绿的草地上牛羊成群走 ，新修的水库中鱼儿尽情游”，“晚风扬起了温柔的翅膀, 永远随我的马儿走” 改为“场院上男女民兵练武艺，田野里干部社员同挥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