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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军围困襄阳五年，忽必烈引入外国科技方攻克
汉文史书记载了双方军队之间的多次冲突。在1260年8月、1261年11月、1262年3月、5月和6月，南宋军队跨越边界袭击蒙元；1261年2月和1262年7月，忽必烈的军队向南宋展开了报复性军事反击。1265年初，第一场重大战役爆发了。两军在钓鱼山附近遭遇，忽必烈的军队取得全胜，并且俘获了一百四十六艘战船。
缴获南宋战船显示了忽必烈越来越意识到蒙古军需要建立一支海军。此时忽必烈已经认识到，要战胜南宋，他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水上作战部队，于是开始着手夺取战船或修造战船。他的努力给人以深刻印象，因为正如一位中国海战史学家所写道的那样，“一个不熟悉海洋的马上民族，能够如此迅速地适应海战，真是非比寻常”。南宋变节者刘整是造船计划最热心的鼓吹者之一。他坚持认为，没有战船，蒙古人就无法征服南宋。他的鼓吹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蒙古人终于建立了一支由四部或四“翼”组成的海军，并在双方初期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中显示了实力。
双方交战的地点是在襄阳，这场战役标志着战争的转折点。战事从1268年开始，是征宋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役，最后以蒙古人的胜利而告终。《元史》、拉施都丁，以及马可·波罗对此都有详细描述。马可·波罗甚至声称亲身参加了围攻襄阳城的战斗，不过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这场围城战在他到达中国两年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襄阳和毗邻城市樊城位于今湖北省的北部边界，坐落在汉水两岸，二城隔水相望，汉水在更南部的武昌汇入长江。其重要性在于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它们是进入长江流域途中的最后堡垒，守护着通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东南和西部地区的交通要道。夺取这两座城镇将为蒙古人提供一个基地，可对南部其他地区发起攻击。拉施都丁的受访者后来告诉他说，汉人在襄阳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襄阳有“坚固的城堡、坚实的城墙和很深的护城河”。南宋朝廷任命吕文焕为这座似乎固若金汤的城池的总指挥官。
为了消除南宋襄阳守军的抵抗，蒙古军队不得不展示他们最近刚发明的攻城和海战战术。他们起初希望用饥饿法迫使南宋守军放弃抵抗，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必须切断向襄阳运送给养的水道。他们所需要的是完全控制汉水水域，并尽可能向南延伸到长江。南宋会设法通过水路向襄阳输送物资和增援部队。忽必烈的部队必须设法阻止他们的行动。要粉碎防御者的抵抗，忽必烈的部队最终必须用炮火猛攻这座城堡。但南宋军队占据有利地形，严阵以待，蒙古人意识到他们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因此，他们需要火炮的支持，以避免这种巨大的损失。
忽必烈为这次战役选定的指挥官再次显露了他的用人策略。他所任命的将领并非清一色的蒙古人，也非来自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刚刚投降蒙古并向忽必烈透露南宋政治和军事弱点所在的刘整，在忽必烈登上大位之前就投降蒙古的史天泽，是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汉人将领。畏兀儿人阿里海牙被证明是最成功的指挥官之一。阿术是参与围城战的主要蒙古将领。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则是来自中东的穆斯林，他们设计的火炮在对襄阳的最后攻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高丽人和女真人建造的战船也在围城时派上了用场。在今天看来，参与襄阳攻城战役的其实是一支多国部队。还有一个例子显示忽必烈是如何把“广罗人才，为我所用”的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他愿意招募非蒙古人，并将大权，甚至军事指挥权授予他们。这些将领所指挥的部队也是由不同族裔构成的。忽必烈任用的这些将领花了差不多五年时间才占领襄阳。这些将领步步为营，逐渐缩小包围圈，加强对该城的封锁。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料到将遇到如此漫长的围城之战。襄阳居民储存了大量食物，一些货船偶尔会穿过蒙古人的封锁线，向城中被围困的汉人提供给养。这些都使得围城之战的结束变得遥遥无期。汉文史书很少记载战事的细节，但是，它们确实揭示了围城战是时断时续的事实。在此期间，围城有时被解除、暂停或失效。遗憾的是，这些失误的原因在史料中从来没有被披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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