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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史学家袁伟时：死不改悔的乐观主义者
应胡舒立之邀在广州中山大学讲课。席间，她谈起中大的退休教授、史学家袁伟时先生，说他过几天就80大寿了。袁先生退休前在哲学系执教，但其学术志趣却在清末民初和中国近代思想史。在中国知识界和传媒界，他的文字和观点时常引发剧烈反弹，甚至酿成公共事件。
去年底，胡舒立离开《财经》杂志，另辟《新世纪》。她的名片上，又多了一个职位：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和设计学院院长。上任不久，她去袁伟时家拜访，请他出山，为她的本科生上“中国近代思潮”，补读历史。这是袁教授1996年正式退休后，15年间，第一次重回讲坛正式授课。每周三个学时，讲满两年。
离开广州前，我跟袁家打电话，想访问他。他一口答应。近20年，中国的知识界，虽不活跃但故事不少。袁伟时一直颇受关注，是个“争议”人物。2006年1月 11日，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下属《冰点》周刊，因发表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长文，对中国近代史若干重大事件的解读有异于官方版本，《冰点》被令暂时停刊整顿，主编和副主编辞职。
在中大校园，袁伟时已待了半个世纪。老先生的作息，似乎很规律。午睡时间，雷打不动，习惯把家中的电话机给挂了，免得外界打扰。他先迎我到客厅入坐，而后进厨房泡茶。他穿了件深蓝色的拉链夹克衫，深色裤，一双黑皮鞋擦得锃亮。听舒立说起，前不久，老先生晚上给学生上“中国近代思潮”课。讲坛上那把椅子有些年纪，不结实。坐着坐着，架子散了，快80的袁先生一屁股就摔地上了。听说，他的学生助理当时脸刷白了。袁先生自己爬起来：“没有事。继续上课”。
我问起他上课跌跤的事。他哈哈一笑：“我给他们本科生上第一堂课时，先自我介绍说，你们是90后，我是80后！”脸上，写满了老顽童的得意和满足。听学生说，每周选修或旁听袁先生的课，大教室总塞满了学生，常有300多号人。有时，窗口地板上也占满了。
“一些学生听了我的历史课，觉得很困惑。他们跑来问我，为什么你讲的历史，与我们以前学的那么不同？！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个版本呢？”袁伟时说。
这几天，袁家的电话铃比往日更频繁。指着茶几上那捧紫红色的99朵玫瑰花篮，袁伟时笑着。1931年12月15日，他出生在广东兴宁。再过几天，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他就80了。他出生那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已过去整整20年。而这场百年来褒贬不一的革命以及中国坎坷的宪政之路，成为袁伟时后半生最重要的学术使命。
“我80了，大家想为我祝寿。我说，庆祝生日没有多大意思，还是开个学术研讨会，讨论一些问题”。于是，一些学界朋友就开始筹备一个“20世纪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研讨会。不过，两个星期前，广东省社联一位官员找到筹办研讨会的广东人文学会负责人，很客气拿出一个文件。他说，根据规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必须报请宣传部批准。因这次会议很多学者来自外地，属于全国性学术会议，得事先报批。人文学会负责人当堂表示，既然这样，研讨会我们就不办了。“
袁家的客厅，并不大 ，挂了两幅字。一幅是启功先生所赠，题的是杜牧的诗。另一幅是广东书法家尚涛的墨迹，上面16个字：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
“我们都是一等良民，奉公守法的。既然有关部门说了要审批，那么这个学术研讨会就不开了，就改为袁伟时生日庆贺会了。法律并没有禁止做寿啊！”。袁伟时摆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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