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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之下：晚清政府悲壮自救的洋务运动
■近代史专家讲述洋务运动背景及部分细节
■军用工业最重要，但资金缺乏，需要民用工业来养
■由于官办垄断，规模有限，洋务活动并未达到“自强自富”的目的
■演讲者：张海鹏
■演讲话题：洋务活动及其现代的解释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
■演讲者小传
张海鹏，1939年生于湖北省汉川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196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杂志社社长、《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主编等。
当初在清政府里参与办洋务并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很多人不愿意参与。因为办洋务，和外国人打交道要低声下气。
洋务特指“侵略所引起的中外交涉”
“洋务运动”这个词在今天的国内，不知道的人很少，但是当时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并不叫洋务运动。据考察，这个词1938年第一次出现在何干之同志的著作《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从1960年以后，“洋务运动”在国内大概就普遍地叫起来了。
但是事实上在学术界还是有很多人不赞成这个提法，不认为它正确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真实。有一些人把它叫做“洋务自强”或者“自强新政”，台湾和香港学者大多叫做“洋务新政”。
那么，当时的大臣是怎么称呼这些事情呢？以下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人们所说的“洋务”主要指对外国的交涉，或者主要指因为外国对中国的侵略所引起的中外交涉。
比如1863年5月李鸿章曾经给曾国藩写过一封信，说到：“洋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这里把洋务和洋器分开讲。
当初在清政府里参与办洋务并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很多人不愿意参与。因为办洋务，和外国人打交道要低声下气，而且每次打交道办交涉都是以失败告终，总是遭到国人的辱骂。所以一般人不愿意办洋务。
最有意思的是，当时有一个守旧派的大学士倭仁，他是一个大思想家，他坚决反对引进外国的机器，也反对和外国人交涉。当时朝廷中发生了争论，慈禧太后故意将他一军，让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倭仁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坚决不干。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办洋务的人（现在称为办外交）就慢慢吃香，很容易升官。
把“洋务”、对外交涉和引进外国的机器来办工厂、引进外国的科技这些事情完全连在一起，这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李鸿章是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死的，他临死时还认为他所办的是洋务。所谓引进西方科技、买西方的机器、办海军这些事情，他认为是“裱糊破屋”。认为那个时候清朝已经是破屋，他不过是个裱糊匠，不过是在房子里贴一些纸，把它裱糊起来，好看一点而已。他始终把他所说的“洋务”和引进机器分开来看待。
奕訢与曾国藩的两个奏折，都表示当务之急是购买洋器，打败太平天国，这两个奏折基本上决定了关于开展洋务新政的一些施政方针。
内忧外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诞生
现在所说的洋务运动或者洋务活动主要是指在19世纪60到90年代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清朝政府面临着一些很大的困难。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1853年太平军打进南京，在南京建都。1856年英法联军入侵，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正所谓内忧外患同时并发，清政府的压力非常大。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到1860年的时候，清政府已经感到难以为继。
1860年的10月到11月期间，英法在北京和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在此条约签订以前，英法的态度是犹豫的，他们在是否支持清政府的问题上动摇过，多次派人到南京和太平天国的主要负责人交涉、谈判。当时他们感觉到太平天国不能够许诺割让土地这些条件，太平天国不允许把土地割让给外国人，所以他们觉得和太平天国谈判不如和清政府谈判容易。《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的立场坚定，表示要支持清政府。
当时清政府没有办法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俄国和法国在中国都有军队，他们就立即向清政府提出把军队交给清政府指挥去打太平天国，这样保准能够胜利。清政府的大员将这种提议称为“借师助剿”，即借外国的军队帮助剿灭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当时一部分大臣表示赞成，另外一部分大臣表示担心，如果外国的军队进来多了，我们控制不住怎么办？当时曾国藩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另外英国为防其他国家在中国的势力，表示不大赞成外国军队帮助中国剿灭太平军。所以清政府没有正式采纳“借师助剿”的建议。但地方政府如上海的地方当局还是采纳了这个建议，花了很多钱，买通了一些外国人，在上海编练了一些开始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军队，后来是由外国人指挥、中国人参与的军队，也就是后来的“洋枪队”、“常胜军”等等，也取得了步步胜利。
这是洋务活动或者洋务运动开展时一些最基本的背景。此外由钦差大臣恭亲王奕讠斤与曾国藩的两个奏折，都表示当务之急是购买洋器把太平天国和捻军镇压下去。
这两个奏折基本上决定了关于开展洋务新政的一些施政方针。这以后的所谓洋务活动都是按照这两个经过皇帝批准的奏折的精神做的。
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后。那个时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权非常广泛，它比后来的外交部的权力大许多，所有涉外的事务都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包括谈判、签约、通商贸易、海关税务、向外国采购洋枪洋炮、买机器、造轮船，包括练兵、请洋人做顾问、做教练来训练新式陆军，以及开展电报、新式的邮政、修铁路等等。它的简称叫总理衙门，当时成立时，中央政府有一种临时处置的意思，是个临时机构，但实际上这个机构成立以后，很难再取消，而且后来权力越来越大。
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在北京办了一所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总理衙门的成立标志着洋务活动或洋务运动的开始。
洋务派主要是抓官办的军用工业，是以“制械”——造枪炮造火药造船为中心，同时配合操练新军。当时称这些为“自强”或者“洋务自强”。
兴办军用工业是重中之重
洋务活动或者说洋务运动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
首先是军事工业的兴办。曾国藩首先从湘军开始，建了安庆军械所，然后在苏州、南京建了一些小的洋炮工厂。这些事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做得最多。大概在19世纪60年代—70年代，洋务派主要是抓官办的军用工业，是以“制械”——造枪炮造火药造船为中心，同时配合操练新军。当时称这些为“自强”或者“洋务自强”。
清政府在1861到1894年间办了一些军用工厂，其中最重要的是设在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就是今天上海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此外还有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最晚的是1890年张之洞设立的汉阳枪炮厂，这是5个当时最大的枪炮军火工厂。其他各省总共大概有21个军事工业，各省军工厂的规模很小，主要是为了镇压省内的反叛起一点作用。当时李鸿章所率领的淮军大概80%以上已经由洋枪洋炮所武装。曾国藩所统领的湘军差一点。
这一时期的军火工业都是官办的。究竟军事工业的性质如何？究竟是资本主义的工业还是旧的封建官办工业的延续？对此有很多不同意见。
最初兴办的军火工业所用的工人基本都是军人。这些工人完全是按照带兵的办法来管理，平常不许出门，一天到晚劳动，强度非常大，劳动时间非常长，并且没有报酬。没有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工厂的管理方式，而是采用传统的作坊管理方式，工厂里的管理人员都是官员。同时这些军用工厂的管理者都没有市场观念，产品都不投放市场，而是直接调拨给有关的军事机关和部队。
军火工业的建立：军火工业到1894年、1895年的时候总共建立了21个。
1874年，日本派了一支军队到了台湾，中国政府和它交涉，没有交涉下来，赔了50万两银子。所以当时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就觉得海防应该加强。
这个时候发生了阿斯本舰队事件。从《北京条约》以后中国建立新式的海关，最初是由英国人李泰国管理，后来改为赫德，一直管到1908年，管了45年。赫德和李泰国与总理衙门的大臣商量，到英国去买一支舰队，总理衙门也都同意了。他们到英国找了一个叫阿斯本的人，阿斯本拿了清政府给的银两在英国买了一支有七八艘军舰的舰队。他带着舰队开到长江口，提出这个舰队应该叫“阿斯本舰队”，舰队司令是阿斯本，中国政府的人员不能指挥这个舰队。最关键的阿斯本舰队和当时总理衙门达成一个协议，如果阿斯本舰队协助清政府把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攻下来，从太平天国抢夺来的财物35%至70%归阿斯本舰队。对此，曾国藩认为自己已经包围了太平天国，胜利指日可待，因此他非常明确地表示反对，要求解散阿斯本舰队。清政府在曾国藩的强烈要求之下，最后宣布解散阿斯本舰队。
台湾事件以后，清政府1874年决心建设海军，经过反复的辩论，朝廷决定从关税、厘金项目底下每年拨400万两白银建设海防，李鸿章用这些费用来建设北洋海军，主要是用来买船。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前，中国海军的建制大概已积累到60多艘兵船，形成所谓广东水师、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四支用新式的军舰武装起来的海军。
轮船招商局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航运企业，在国内外19个商业港口都设立了分局，但是它的存在面临很多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