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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字典》影响的中国：爱女生，更爱祖国
从1953
年至今57
年，《新华字典》发行逾4
亿册，无论从发行量、普及面、影响程度，还是读者忠诚度来看，它对中国人的意义类似于圣经之于基督徒。而它营造的新话系统也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烙印。
爱女生，更爱祖国
无数中国人的人生第一次都与同一本字典相关。
男生甲的第一封情书写于小学四年级，为了搞清楚“爱”与“喜欢”哪个更精准而不得不求助《新华字典》。而答案却让他更纠结：字典上，“喜”和“爱”都是“对人或事物有真挚的感情”，比如：爱祖国、爱人民；当然还有“爱惜，爱护”的意思，但用于向女生表白好像不是那么靠谱，因为对应的举例是：爱集体爱荣誉。
男生甲怎么也无法将集体和荣誉与自己体内的荷尔蒙等同起来。
男生乙第一次对于敏感词的追根问底也来自于《新华字典》。他用这本字典研究了所有带“女”与“月”字部首的字，这一不可告人的癖好最终止于对“胴体”的探窥。字典上，这个让男生乙第一次产生生理反应的词被解释为：躯干，整个身体除去头部、四肢和内脏余下的部分。
在私底下，许多遭遇青春期的男生都承认，当年都曾厚着脸在这本字典上查找过“敏感词”，只是答案都不太给力——
比如，“性”只是“男女或雌雄的特质”；“精液”就是“雄性动物体内的生殖物质”；而“生殖”，也就是“生息、滋生”……同志丙生于上世纪60年代，打从他懂事起，同志就是社交场合上最普遍的称谓。尽管在这本字典上，同志是“志趣相同的人。特指在政治上立场和见解相同的人”，但他与所有同龄人在情书或公开场合里都情愿彼此“同志”。
同志丙对这本字典的几乎所有释义及例句都能如数家珍，只是在若干年后，同志丙在指导儿子写作文时，常常感慨词不达意。
比如，在向儿子解释“颠沛流离”与“倾家荡产”时，熟悉的两句例句便脱口而出：旧社会人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地主的剥削使农民倾家荡产。但儿子却不买账：现在不是也有人过着颠沛流离、倾家荡产的生活吗？
同志丙一下子哽住了，不仅如此，当年的例句在儿子现在使用的版本上也已经不见了。“我就像被自己的证人掴了一嘴巴。”他说。《读库》主编老六念大学时甚至想在字典里找到关于“毛片”的解释。但他最终沮丧地发现，字典里解释欠妥的词太多了，如果真信了它的说法，你简直就找不到还有什么下三路的事儿是不淫秽的了。
当然，这只是台面下的小动作，在交给老师的作业簿上，我们说话的腔调始终规范且整齐划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小学始终热衷组织的查字典比赛。
就拿一次春游来说：天空，总是“万里无云”的；走过的路上，必定是“载歌载舞”的；心情“兴高采烈”是必须的；见到五星红旗，立即想到是“烈士鲜血染成的”。
最后这句差不多拉近了共和国几代人的距离。在他们印象里，“红”在字典里是“国旗底子的颜色”，后改为“鲜血一样的颜色”。
这句话是这本字典对几代中国人所产生的植入骨髓的影响。
今天，就要配给你了
从60后同志丙，到80后男生甲乙，再到生于90年代同志丙的儿子，上小学语文课的第一天都曾被通知：请同学们尽快去新华书店买一本《新华字典》。
从1953年至今的57年，《新华字典》发行逾4亿册，这还不包括盗版的。无论从发行量、普及面、影响程度，还是读者忠诚度来看，它对中国人的意义都类似于圣经之于基督徒。想想有多少人的名字是父母翻《新华字典》查出来的就知道了。
当然这只是流于表面。在过去的57年中，《新华字典》10次修订，修订频率及释义变幅严重影响了它的稳定性与普世意义。
不过，在仍处于快速发展中的转型期中国，这本既讲政治又随波逐流的字典其实并不让人感到太惊奇，它只是浓缩了这个国家过去60年所摸着石头趟过的河。
用过《新华字典》1953年首版的同志丙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认为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国际上是除中国外最强大、最重要的所在，因为在字典各国首都、面积、人口一览表中，社会主义兄弟们全都占据了最前面的席位，一长串资本主义尾巴国追随着我们。
首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大多数已经作古，曹先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首版编撰牵头人魏建功的学生——认为，53版的“新话系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自觉主动的政治热情，并非受到高层的授意。
那时候知识分子主动投进新社会的洗澡堂，涤尽旧社会的思想污垢，这当然包括旧时期的封资修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缠绵悱恻。
从第一版开始，《新华字典》就以“新华”的视角系统性地创造新话，重新划分世界地理与历史，将“旧社会”与“资本主义”切割开来，按字典上的例句，叫做“划清敌我界限”——
作为新话，“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马克思的重要理论全都收录其中，在新话系统里，连“娶”、“嫁”、“媒”都成了旧社会的产物，“配”，才是“男女结婚”的新表达；“乞丐”什么的全是剥削制度下的毒瘤，因此在“新社会里再也看不见蓬头垢面的乞丐了”；美帝国主义“卑鄙无耻”，尽管“一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吓得打哆嗦”，但“这笔血债一定要偿还”。
“敌我”的三八线遍布字典各个角落，即便是“淋病”，也只“在资本主义社会很常见”。
这套新话系统所构造的世界观与幻觉持续被当年的报纸、电视、广播所不断强化。并且，新中国政权初建就将文字改革委员会设为正部级机构，前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主任韩敬体认为，这足以体现新政权对语言建设的重视程度。“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同志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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