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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说出“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八十年代《收获》上的一篇小说《三岔镇风波》曾如此描述过1963年的情况：“——已经饿怕了的乡民们想尽一切办法瞒产和拖延。这些外表淳厚的乡民们已经锻炼出一副狡黠的脑筋，不断地变换手法，将粮食埋藏或转移。”
相比起今人更为熟悉的“亩产万斤”，“瞒产”这个陌生的说法似乎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概念。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持续得比“亩产万斤”久得多，与人民公社时代相始终的说法。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让毛泽东说出了“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那么什么是瞒产私分？人民公社时代怎么会有“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缘起】“瞒产私分”与人民公社
“一大二公”与“统购统销”
建国以后，随着土改和三年恢复期的结束，全国农业迅速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阶段，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分到土地不久的农民在合作化与集体化的道路上，可谓经历了一个急行军的进程。再后来，随着“一大二公”（集体组织第一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口号的提出，人民公社纷纷建立。不到十年，中国农村、农民组织形态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变革。
而同时，随着人口增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化的要求，农产品的需求也急剧增加，供给相对不足，1953年，国家出台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即“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农民生产粮食必须“先交公粮, 后卖余粮, 剩下的才是口粮”，集体组织成为分配制度的执行者。
以前没地的时候，地主老爷收的租虽然多，好歹交完了剩下都是自己的，可现在为何要交那么多公粮？为何余粮必须卖给国家？为何口粮吃不饱？农民不理解什么是集体化，不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虽然他们有热情。“一大二公”加“统购统销”，数千年习惯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中国农民，处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之上。
粮食供应紧张，“瞒产私分”现象普遍出现
“统购统销”制度在设计时，曾有过一个“三定政策”，即要求各地在春耕开始前, 以乡为单位, 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确定下来, 并将国家对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 使农民知道自己全年生产多少, 国家收购多少, 留用多少, 缺粮户供应多少。在确定“三定”政策时, 毛泽东提出：粮食定产要低于实产， 要使农民多留一点，多吃一点，多喂一点，多自由一点，做到“人不叫，猪不叫，牲口不叫”。
但在实际的执行中，由于“左倾”错误严重，工业化建设和水利建设推动过快，在城市和基建新占用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情况下，仍然制定了不切实际的农业目标，例如提出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根本没法实现。而即便如此，国家征购任务仍进一步加重、“剪刀差”过大。加上部分地区受天灾影响，粮食供应情况更为紧张。于是，就在农业集体化刚实行的不久，在全国普遍发生了“瞒产私分”现象。
【实例】形形色色的瞒产私分现象
农民的“反行为”
瞒产私分，是指农民及所在的生产组织，在国家收购粮食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产量，以获得更多粮食或其他农产品自由支配。
据调查，早在1957 年,浙江“吴兴县塘南乡286 个小队中, 除48个小队是自觉报实的外, 其他238个小队都瞒报产量, 这些瞒产队占总小队数的82%。而塘甸乡情况更为严重。全乡23个高级社222个小队, 每个社队都有隐瞒产量行为”。又例如，湖北省麻城县则“搞出了私分和干部多占的粮食1969万斤”，其中该县“白杲公社星火一队报出瞒产50万斤粮食”。诸如此类的瞒产私分，数不胜数。
历史学家高王凌曾在全国多个地方调查过人民公社时代的“瞒产私分”现象，他称之为农民的“反行为”，可以理解为农民对人民公社某种程度的“抵抗”，但又不是完全的抵抗。更大程度上，只是集体化下对缺粮恐惧的一种自卫反应。从高王凌的调查中，可以总结出这些“反行为”具体有哪些形式。
A.
瞒产私分：“破我一个，救全村人”
曾任山西省太谷县古村公社吾村的干部俦小介绍，1958年他曾主持过一次瞒产私分，可能是这个村里唯一一次成功的瞒产。在很多地方，都是1959年春起就开始挨饿，但吾村几乎整整完了一年，就是因为1958年没把粮食都给了国家。那年吾村打了100万斤粮食，上头说要交200万斤，俦小说只有70万斤，这样留下了一批粮食。
谈及瞒产私分的原因时，俦小则称“怕明年要挨饿呢”，“(做这种事)心里也不是不害怕，说你们破我一个，救全村人罢。把粮食分散在人家存住，免得一下被查出来。另也有个想法：是共产主义了，哪里也能吃饭，上头即使处治也不会太厉害。”
B
．偷粮：“巡田的不偷，五谷不收”
广义上来说，“瞒产私分”还有别的形式，相对于组织严密的瞒产来说，“偷粮”是一种更为常见的形式。或者说不叫“偷粮”，而是心理上让农民们更为好受的说法“捎带”。
以大谷县上村为例，该村的人甚至敢成群结伙赶着马车去偷，有的是在场上就偷了。在地里即把麦捆抖乱，扛回，说是捡的，300斤也不止。最多可以偷七成，不管集体不集体，结果队里小麦每人只能收15斤。所以粮食是怎么也分不上，就得偷，每年还得吃救济。村里也不管，因为偷得厉害，对东西也不在意。收玉茭时见远处还有一堆，就不要了，说：你们拿去罢。上村偷粮的人就赶着马车走到村里，过自家门，就扔进去一些。
偷的方式很多，不同的东西也有不同的偷法。例如小麦，就是割得粗一些，遗在地里，再回去捡。有的社员请假歇了去捡，弄好了一天可以捡十来斤。捡的时机，一年就那几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抓住机遇。要偷谷穗的，就是在扬场时，故意把风力调弱，这样谷、草中间就会连草带谷地多出一堆，大场的这些人就把它拿走了。偷得最多的是玉米和高粱。在下地时捎带地拿，一个就有好几两，可以天天拿。或是夹带在身上，或放在箩头里，上面盖上草。
总而言之，怎么个偷法，可谓是广泛发动了“群众的智慧”。最夸张时发展到村组织监守自盗，巡田的故意留下破绽好让自己人去偷，有道是“巡田的不偷，五谷不收”。好人坏人都得偷，否则就饿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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