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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当前“解构启蒙”与“国学热”的反思
雷颐
（原题：启蒙与儒学：从维新到五四）
一、梁启超的“国教”观
在维新运动以前，中国的改革者没有“新知”启蒙，只能“托古改制”，以儒学作为自己的资源。所以，由知识结构决定，康有为是以“托古改制”登上近代中国的思想、政治舞台的。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以鬼斧神工之法颠覆了几千年来的孔子和儒学形象，“再造”了一个“改革”的孔子和儒学，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合法性。
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正是康有为构建他的儒学时期，梁对乃师再造的“儒学”大为折服，随后就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书的编写工作。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梁启超更是依老师康有为之说，积极主张奉孔子为“教主”、“圣人”，主张立儒学为国教，以此作为变法的最重要理论根据。
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大量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思想进入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脑质”为之改变。他脱离了维新时期以“托古改制”宣扬改革的中国传统话语，而更多地以“西学”词汇、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而同样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此时仍坚持“托古改制”理念，并在海外更为积极地进行以孔子为国教的“保教”活动。对此，梁启超渐生歧义，终于在一九○二年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公开反对保教、反对立儒学为“国教”，与乃师大唱反调。开篇他即声明：“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他承认，自己曾是“保教”大旗下之“一小卒徒也”，但现在之所以反对，首先因为“教非人力所能保”。他认为各种宗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竞争发展。
其次，他认为儒学的本质并非宗教，批评保教的根本失误在于根本不知宗教为何物，误解了宗教的概念，最后“则所保者必非孔教矣”。
第三，他承认主张保教者有抵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抵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良苦用心，但他明确说道：“耶教之入中国也有两目的：一曰真传教者，二曰各国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权利者。中国人之入耶教也亦有两种类：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国教士以抗官吏武断乡曲者。”但真传教、真信教者，对中国并无害处，而基督教之所长，“又安可诬也”。
而后，他详细论述了政教分离、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问题。
面对各种几乎是势不可挡的“新学”，当时的“保教”论者亦有人力论可以用现在的新学说、新理论重新解释孔子，对此，梁启超大不以为然。
最后，他再次强调：“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论之最大目的也。”承认“区区小子，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因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两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不啻是梁启超的“谢本师”，文章一出，康梁虽然私谊仍在，但学术、思想已明确分为两途。对梁氏来说，爱老师，但更要爱真理；爱孔子，但更要反对将思想定于一尊、反对任何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国教”。
附提一下严复。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对辛亥革命，严复总感格格不入，并抱日益强烈的敌视态度。同时，在思想上他开始“回归”中学，对中国传统思想大唱赞歌，而对自己当年大力译介的西学持日益强烈的批判态度。他此时认为西方“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而中国的“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现在一线生机，存在于复辟”。总之，中国的“圣哲教化”“四书五经”和君主制才是救世的“最富矿藏”。这种思想，对他此时的政治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一九一二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又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为了复辟帝制，袁世凯通令各省尊孔祀孔，成立孔教会，严复带头列名为孔教会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终于称帝，严复又成为其御用团体“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严复的处境颇为凄凉，终于一九二一年在家乡福州病逝。
对严复晚年的思想转变，历来歧说纷呈，褒贬不一。近来，有论者以自认的西方最流行的“后现代”“新左派”理论为据，盛赞严氏的这种转变是因其“对于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始终持警惕态度”，“一开始就对现代性有异乎寻常的认识”……不过，却有意对严复的转变与其拥袁称帝间的关系语焉不详，想来还是羞于承认，在“中国语境”中不是别人，正是所谓“现代性”的批判者，其实最容易成为袁世凯一类专制者的帮闲！
二、辛亥革命前的启蒙思想
与否定人的原则相反，辛亥革命前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为了唤醒每个自我的觉知，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除心中之奴隶”，而宣扬个人主义。
可以说，社会思想解放的程度此时达到前所未有的阶段，他们激烈批判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体系。“仁之实为事亲，义之实为从兄，胥此道也，则犯上作乱之事息矣；礼以缚民身，乐以和民气，胥此道也，则人人自由之言息矣。”他们沉重地叹息：“异哉夫支那，乃有所谓三纲以钳缚其臣民，钳缚其子弟，钳缚其妇女，何栽培奴性若此其深也！”他们意识到：“有天然之道德，有人为之道德。天然之道德，根于心理，自由平等博爱是也；人为之道德，原于习惯，纲常名教是也。天然之道德，真道德也；人为之道德，伪道德也。”“中国数千年相传之道德，皆伪道德，非真道德也。”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列为宗教迷信，把人人平等、父子平等、男女平等列为科学真理。他们指责孔子“在周朝时候虽是很好，但是在如今看起来，也是很坏”。“孔子为中国文章之匠宗，而束缚人心，至于如此。”甚至连温文尔雅的饮冰室主人也地反驳那位他所敬重但一心尊孔保教的南海康老师：“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乎！”“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论之最大目的也。”可以说，这时期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开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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