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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告别革命是告别暴力执政者应当欢迎
财新《中国改革》：你曾说过，上世纪80年代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展开，这怎么理解？跟这种政治压力有关吗？
刘再复：上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确有不少新思想、新理念的产生。但是，新理念要具有说服力和长久的生命力，就需要深厚的学术经典来支撑。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的理念都形成学术专著，但上世纪80年代仅有的几年时间不足以让思想者坐下来从容地著书立说、建构思想经典。我写《性格组合论》仅有两年多时间，而且这两三年中俗事繁杂，很难沉下心来，我相信多数学人都有时间不够用的苦闷。“五四”时期胡适自省说，他们那一代人是提倡有余，建设不足，恐怕也是感到“太仓促”。我曾认为，“五四”启蒙者缺少建构现代思想经典的意识，现在应补充说，即使有此意识，也未必有可供建构的时间。
财新《中国改革》：你认为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尽了一个思想者的责任”，但这也导致你后半生的漂泊。如果当时能预料到这种情况，还会如此活跃和“反叛”吗？
刘再复：如果没有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一些被视为“异端”的理念，我可能就不会有漂泊的第二人生，这一因果是个事实。但是，对于人生，我只追求丰富，并不求功名与平稳。正因为这样，我才特别喜欢乔伊斯所说的，“漂流是我的美学。”在此心态下，我可以明白地回答：即使当时能意料后半生的轨迹，80年代我还是会如此坦然。我还想补充一句话：思想者把思想自由视为最高价值，漂泊让我赢得思想自由和表述自由，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能预料到可以赢得这一幸运，那么我的思想将更加活跃。
“告别革命”是与非
财新《中国改革》：上世纪90年代你与李泽厚先生在海外谈“告别革命”，引起一片哗然，至今依然未被主流话语接受。请问你认为原因何在？
刘再复：“告别革命”，说到底是告别暴力，即告别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以暴力流血推翻现政权的方式。这种告别，执政者本应当是欢迎的。但是，“执政党”如果没有从“革命党”的思维框架里走出来，就会觉得“告别革命”理念否认革命（武装斗争）的合理性。其实，我和李泽厚先生一再声明，我们并不否定以往革命的道德正义性和历史合理性，只是认为暴力革命并非历史的必由之路，革命并非绝对圣物。改良、协商、妥协（不是没有斗争）的方式可能更有益于减少历史前行的代价。固守“革命党”思维框架，自然就不能接受“告别革命”理念。
从某些反对者的角度说，他们认定改良、妥协的办法行不通，需要“重新洗牌”，所以，他们也反对“告别革命”。
对立的双方，在哲学上是一致的，都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双方在思想脉络上也是一致的，都是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继续。不能接受“告别革命”的原因还涉及中国的大、小文化传统以及“除恶务尽”的国民性问题等等。说来话长，留待以后再讲吧。
财新《中国改革》：今天的中国社会状况与你和李泽厚对谈时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告别革命”的观点在今天是否仍适用？
刘再复：《告别革命》对话与整理的时间是1992年至1994年。香港推出第一版的时间是1995年。到今天，中国已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已相当富强并将更加富强。然而，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伦理代价，还带来社会变质和两极分化。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阐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见解，他认为，暴力革命往往不是发生在贫困即经济匮乏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社会繁荣而产生两极分化的时期。更何况，中国人向来能忍受贫穷，但不能忍受“不均”，更容易产生怨愤和不满，在这种历史场合下，“告别革命”或“继续革命”的选择，带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将永远存在，在矛盾冲突面前，只有阶级调和（改良、妥协）与阶级斗争（即暴力革命）两种基本选择，我们认为，前一种选择比较好，代价比较小。但调和不是投降，不是没有原则，不是没有斗争。其实改良、调和更复杂、更麻烦。
我和李泽厚先生只管“念佛”，不管“行佛”，只能回答你的理念问题，不能回答是否“适用”于当下实际的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请问你对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有何预期？
刘再复：我不是预言家，对中国未来的20年发展不敢预言，但还是有所期待。今年4月初，我回国参加母校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在论坛上发表讲话，期待中国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即创造出中国的现代化“自式”。这种“自式”既不是转向他式——照搬西方已有的范式，也不是转向旧式——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套式。现在有人讲“中国模式”。如果他们指的是中国应走自己的路，这是对的，但他们似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拒绝政治改革，这又不对。创造“自式”是很难的，必须不断试验、不断探索、不断改革。历史提供的机会只有今后这二三十年，错过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未来的20年时间要特别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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