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易中天交代流窜路线图 >> 阅读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易中天交代流窜路线图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2011年5月22日，十六卷本《易中天文集》，在北京首发。
首发式人多力量大，张思之、江平、资中筠、刘道玉、叶选基、陶斯亮、胡德平等担任了“见证人”。吴敬琏、姜文、李承鹏、韩寒发来祝贺视频。秦晓、邓晓芒、李零、秦晖、吴思等都来捧场，主持人则是法学家贺卫方。
嘉宾名单按年龄排序，座位也这样安排。这是易中天自己的意见：以年龄为序，借此破一下“官本位”；而邀请的标准，是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首发大事办完，易中天抽出时间来到广州，关起门来，就他的“历史问题”，向南方周末记者一五一十地做了三天的“口头交代”。
2007年4月，易中天在斯坦福大学。2006年前后，易中天因为爱管“闲事”，
被转型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但他的说法，自己是“打酱油的”，最多是“独立知识分子”。 （李华/图）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拖拉机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读完了当时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就破灭了。“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拖拉机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他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糊，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狠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上一篇：新中国六十年性教育：从无知压抑到反叛放纵
- 下一篇：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