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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告别革命是告别暴力执政者应当欢迎
重回古典不是重回“大一统”
财新《中国改革》：如今你倡导回归古典，从“文化反叛”的先锋转变至此，原因何在？具体转变路径如何？
刘再复：你用“文化反叛”这一概念来描述过去的我，并没有错，但是，“文化批判”可能更为贴切。今天我倡导“返回古典”，并非复古，而是对古典加以现代性的提升。也就是说，是从当代中国人生存、温饱、发展的时代需要，去重新开掘与阐释中国古典资源，既有文化发现，也有文化批判。我写《红楼四书》，写《双典批判》，也是对《红楼梦》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作出现代性阐释。前者是我对“评红”意识形态化的反叛，后者是我对“造反有理”“欲望有罪”两大命题的反叛以及对权术、心术的拒绝与批判。
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与今天的观点，其实都是在张扬个体生命价值观，批判反人性与反尊严，只不过，在当年我的“反叛”与“批判”更为直接，“返回古典”则曲折一些。
必须说明的是，李泽厚先生和我提出“返回古典”，是针对“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走势而发的。我们认为，现代主义不一定非得走向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的致命伤是只有解构，没有建构。而我们要返回的古典，本身是已完成的伟大建构，那里有开掘不尽的资源，可以化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依据和灵魂活水。
财新《中国改革》：有学者担心，提倡返回古典会导致重返儒家提倡的“大一统”，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传统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请问你怎么看？
刘再复：“古典”是个庞大的系统。我曾说过，中国古典，有两大基本脉络，一脉是以孔孟为代表的重伦理、重教化、重秩序的思想系统；一脉是以老、庄、禅为核心的重自然、重个体、重自由的思想系统。除了这两脉之外，还有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系统。李泽厚先生主张“儒道互补”与“儒法互用”。他更多地讲述返回儒家之脉，我更多地讲述返回庄禅之脉，所以才形成对话。李先生虽然讲回归孔子，但重点不是讲回归儒的“大一统”，而是讲儒的重现世、重人生、重情感这些根本，即与西方那种重天堂、重灵魂、重理念不同的根本。“返回古典”的内涵极为丰富，不可把它狭窄化和简单化为“大一统”。
财新《中国改革》：你与李泽厚先生多次提出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要返回“人的原点”。但李先生又抱悲观态度，认为人文教育、人文学科不可避免地沦为科技的殖民地，人难免成为半机器半动物的存在，知识分子只能发发空喊。对此，你持何心态？
刘再复：所谓教育的世纪，是指重新塑造人、重新建构优秀人性的世纪。我们期望，教育学能成为21世纪和22世纪的中心学科，但只是愿望而已，因为个人无能为力。人类的异化现象背后是巨大的市场和巨大的操作体系，学校也在被操作之中，但我们看不清操作者是谁—是科技？是欲望？是竞争压力？我看不清，所以也有点悲观。
从“裁判者”到“观察者”
财新《中国改革》：在国外你获得了充足的读书时间和内心的平静，但也不免与国内的社会文化生态隔离，思考与倡导的内容可能不是当下最迫切或最热门之话题。请问你对此有何看法？
刘再复：出国前与出国后，我的文化角色确实不同，出国后我自觉地选择了“观察者”的角色，只省观、冷观，不介入、不参与，但关注还有，对政治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只要能见证人性与人类的生存环境就可以了，不能要求作家充当社会裁判者和世界改造者。20多年前我也有充当“裁判者”的妄念，以为自己可以充当“大众代言人”和“正义的化身”，很可笑。现在，我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和充分自由表述的条件，可以处于“面壁”思考状态，非常难得，我自己也非常珍惜，不敢浪费时间。我清醒地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每一个体总是有所能，有所不能。我只能发出一点内心自由而真实的声音，只能把握自己，不可能把握世界，也不可能把握国内的社会文化生态。我不再追逐时髦话题、热门话题，也不关心他人对自己的评语，这也许正是我出国后的一点“长进”。
财新《中国改革》：所以，你现在认为“生命大于学问”，而非“学问大于生命”？
刘再复：“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我觉得自己的时间被剥夺得太多，必须把时间追回，因此，疯狂地读书、写作。为了做学问，我真是“不要命”了，真的把学问看得大于生命。上世纪80年代初，与朋友讨论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我仍然采取质疑态度，觉得人生总得先确定伟大目的也就是本质，然后，才让生命为此目的而牺牲。
出国之后，我逐步觉得，还是萨特的公式比较真实。也就是说，人首先应当活着，然后才寻找活着的价值和意义。20年来，我追求学问与生命的连结，但整个人生的方向，是走向生命，不是走向概念，或者说，是走向觉悟，不是走向逻辑，觉得生命的觉悟比学问的姿态重要得多。
就以“自由”而言，西方关于自由的论著实在太多，这一论题的学问实在很大，仅哈耶克和以赛亚·柏林的自由论述就够我研究半辈子。但是，后来我才明白，自由不是一个概念，不可停留于哲学的思辨，自由应是一种觉悟，即觉悟到自由就在自己的身内，能否得到自由完全取决于自己。自由是自给的，不是他给的，也不是天赋的。在生命困境中争取自由，这是生命；在概念系统中思辨自由，这是学问，两者权衡一下，我觉得生命更为重要。李泽厚先生讲“吃饭哲学”，是讲人首先应当重肉体、重生存温饱，然后再立灵魂、求发展，与宋儒那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路正好相反。我认同李先生的“吃饭哲学”。
（本文摘自：《中国改革》2011年第9期，作者：刘芳，原题：《一个启蒙者的期待——专访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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