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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史景迁：中国近代史课本不应该从屈辱史讲起
【导读】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国历史文化的时候，发现中国人编的课本有一个缺陷，就是当他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总是从19世纪中国受的屈辱和侵略开始切入。
汉学家史景迁（资料图）
史景迁在中国受到了明星一样的追捧。一有空就有读者围着他要签名，旁边的朋友经过跟他说：“是你啊，我以为他们在围着梅丽尔·斯特里普。”中国人似乎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他。
层层包围之中，很难有机会和他详尽地讨论。但是一旦他开始回答问题，就会不由自主地发散、联想，自己再讲出更多的问题，举更多的例子，讲更多的故事。他笑着说：“我太太总是说我说话太多了，这可能是教师的职业病。”但是不管面对多少赞誉，他一直很认真地说，“中国的历史如此庞大，我们知道的都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我从来没写过虚构作品”
首届中美文化艺术论坛上，史景迁造访中国，正好赶上他的《太平天国》重新出版，在书架上卖得火热。在他讲述的太平天国里，洪秀全与神棍无二：做的是近似招摇撞骗之事，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朕”的名号下谕，把平时的一切纲常条规、律令指示都镀以他的学说。史景迁将太平天国的宗教成分强调得更多，这又是一次让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描述，史料被细细揭开铺展，文字构成的画卷细腻翔实。
一直以来关于史景迁的争议有二：一是他著史学就像讲故事，但是传统的“故事”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让执拗的人心生疑窦。例如《王氏之死》来自1673年的《郯城县志》、官绅黄立鸿于17世纪90年代写的有关县府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以及《聊斋志异》的部分，通过一个小县城里妇女和情夫出逃最终死去的故事展现17世纪中国郯城的地震、兵灾、饥荒、土地的暴力争夺、乡权冲突、贞妇烈女的事迹。记录来自《聊斋志异》似乎已经有“不真实”之嫌，而史景迁行文之间甚至有“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一枝开着花的枝头从窗外伸进来”这样梦幻般的描述，和所谓的“历史严谨”似乎并不搭界。第二个争议就是虽然是“史学大家”，但是从来不见史景迁提到任何学术名词，只有对历史细节一再的描述，甚至没有像黄仁宇一样在小处着手叙事的时候强调“大处着眼”。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中，全文用第一人称讲述，一段段细节并列铺陈，甚至相互之间并无逻辑联系，难免会得到“观点欠奉”的负面意见。这些争议倒过来看恰恰就是史氏著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推崇者谓之曰“人性”、“人文关怀”、“感知历史细节和图景”；批评者则冠之以“主观想象”、“缺乏理论”的评判，甚至有传言说钱钟书称史景迁是“失败的小说家”。
史景迁本人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写过虚构作品（Ihaveneverwrittenfictions）。”不管中国人是将伟大的意义赋予他，还是将主观臆想的评价加给他，他一再强调史料的重要，保护史料和研究史料是第一要义：“中国从17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用很少的钱就维持了600万数量的史料—也许是出于偶然，有些留在北京，有些留在台湾—都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我觉得我是守护这些历史秘密的卫士，我有很多朋友、学生都会问我，‘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因为相关的记录已经找不着了。但这正是我们历史学家需要去探寻、追问的问题。历史就在那里，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仔细地研究，所有关于历史的资料都需要被认真地保存。我在伦敦第一份工作就是公共档案整理工作，我就发现有些文件是编造出来的，我们必须小心防范出现这样的情况。”
史景迁认为，中国的史料叙述本身就很接近说故事，并用最新发现的中国史料举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样有意思。就在两周之前，我们发现在印度也有一些和中国相关的新闻，在印度发现了中国的一些古沉船，时间大约是乾隆时期。一位利物浦学者研究沉船里的资料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和下西洋时，有一个船队成员和一个当地人结婚了，‘二战’之后他的后裔举家搬迁到了伦敦。中国古代的史料都非常有意思，像是说故事。”史景迁对于历史中的“故事”的兴趣也许是一种天性，不管谈到什么，他总是用自己研究过的历史人物经历来举例，言谈之间充满同情和代入感—正是他自己首先身陷其中，感同身受，才能写出更多让中国人动容的历史片段。
记者转告他种种中国人给予他的盛赞，他很认真地说：“关于中国的史料太多了，那么的复杂、广博，我所做的事情真的只是庞大历史当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话虽如此，但他的涉猎实在是非常广泛，他在谈话中一直引述各种中国史料，用英伦口音说出那些偏门的中国史料名称听起来虽然略显荒诞，但足见 其功底。
外界传说史景迁根本不会中文，他的中国学生郑培凯也曾经澄清过，史景迁会直接采用真实的中国史料。史景迁本人说，他觉得中文很难，但是阅读中文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对于西方人来说阅读中文是非常难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曾经学习基础的书法课，一，二，三，四……（用手比画）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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