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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应肯定《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政价值
【导读】袁世凯等人施展政治伎俩，促成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布《清帝逊位诏书》，使得南北政权合二为一，成功推动了古典皇权政体向现代立宪中国的和平转变。高全喜断言《清帝逊位诏书》的立宪意义不言自明。
清帝逊位之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各国使节合影。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辛亥的论著汗牛充栋，但独出机杼的作品不多。高全喜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是其中颇具特色，而值得提出来专门讨论的一部著作。高著在辛亥革命的研究著作中，独树一帜地将《清帝逊位诏书》拈出，将其中具有的立宪内涵凸显出来，从而将人们审视中国现代建国的立宪视野拓展开来，为人们展现了理解革命、建国与立宪复杂关系的崭新见解。通观全书，解释的新颖与启人心智，历史的阐释与结论的可疑，紧紧联系在一起，构成此书足值重视的两个理由。
政治宪法学的“立宪时刻”
中国的现代建国与立宪政治的演进具有亲缘关系。一者是因为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现代建国的前史，立宪主张就已经长期发酵，并成为晚清政府的重要改革选项；二者是由于不同的建国方案，都共同认可宪政建国的进路，尽管存在迟早和深浅之别；三是由于现代中国一旦浮出水面，是以宪政政体的面目示人的。正是这种“本来的历史”成为人们“写作的历史”之深厚根据。但是，人们历来对于中国现代建国的立宪叙事，一般是沿循革命建国的路径来陈述的。革命建国的天然正当性，以及国共两党为争夺这一正当性资源的正统权力的、互不相让的竞争性阐释，却让这一段历史的本来面貌模糊朦胧、不清不楚。当国共两党关于现代建国，尤其是辛亥革命的意识形态化陈述被颠覆以后，这一段历史的重新叙述，既变得可能，也显得重要。高著正是在这种清理历史演进脉络的关节点上，撰写并出版的一部有助于还原中国现代建国历史真相的著作。
高著对革命史观陈述的宪政建国史之正当性和正统性是否成立的问题，表示明确的质疑。这是他得以清理宪政建国史真相的预设前提。因为国民党建立起来的、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宪政叙述史，认为唯有自己承继了孙中山革命传统，将晚清至辛亥时段的宪政建国真相掩盖了起来。作别意识形态化的民清交替史阐释，高著确立了建国叙事的两种进路：一是革命史观的建国叙事，二是改良史观的宪政尝试。他认为，这两者在辛亥发生了重要的交汇，共同拱顶出中国历史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宪制创举”（第130页）。前者，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标志；后者，以《清帝逊位诏书》为象征。高著恰切地指出，由于革命史观的正统性，也就是这一史观受到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政治体的强势维护，因此人们一般不将后者视为立宪时刻的宪法创制。人们习惯于在宪法文本制定的特定视角，描述和分析中国现代建国的立宪活动。为此，高著区分出诠释“立宪时刻”的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两种大思路：前者是一种有利于立宪的政治决断时刻，后者是一种有利于制定宪法条规的规范立法过程。唯有从前者的角度，才能理解《清帝逊位诏书》之作为立宪时刻的宪法性文献的重要价值，也才能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立宪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且相应理解革命－立宪的潜在危险及改良－立宪的优长之处。高著的这一区分，具有重要价值，不仅矫正了革命史观天然正当性的狭隘，而且确实发挥了推动人们对一段宪政建国史的完整了解和准确把握的动力作用。这对那些单纯尊崇革命建国的人们来说，实在可以说是醍醐灌顶之论。
由于高著的这一基本断定，是一种刻意纠偏的产物。因此，他不得不在宪政建国的理论分析框架上花费大量工夫，以便拓展出一个惯性认知之外的解释空间。为此，高著建立起四个解释支点，为“立宪时刻”的精巧解释，奠立了较为可靠的理论基础：一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举，二是制宪权与宪法律的严格划分，三是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的转换表述，四是革命与“革命的反革命”分流呈现。高著张扬价值理想，为立宪之作为价值观念出场，且将逊位诏书解释为立宪价值得到确认的论点奠基。在引入卡尔·施密特关于制宪权与宪法律重大差异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高著指出逊位诏书尽管不是宪法律，但确实明确处理了制宪权问题。进而他将宪法律的制定，定位为日常政治的产物，但制宪权却是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转变时刻的重要问题。逊位诏书以其对后者的处置，显现出不可忽视的宪政建国价值，成为立宪时刻的重要标尺。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后，立宪时刻凸显而出，革命的不可收拾，显然不利于立宪的展开。因此，以达成立宪而推动现代建国为目的的“革命”名义，反对革命的持续和泛滥，就成为后革命制宪的必须。“革命的反革命”之正当性不言而喻。高著的这一复杂解释建构，对于引导人们完整准确理解辛亥革命后中国立宪建国的现代事件，确实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而且其间的理论原创努力，超越了还原历史的叙事欲望，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论述高度。这是近年相关研究取得明显进展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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