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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中国宪政百年回眸与脚下的路
蔡定剑（资料图）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北角有一座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墓，1896年李鸿章访问纽约时在墓后植了一棵树。100多年过去了，这棵树与周围的穿天大树比，它又矮又小，且弯弯曲曲，有的树枝已经枯死。我参观这棵树时的第一印象就是：它太像当年清政府老朽的样子，缺少生命力，永远长不大。我不信迷信，但李鸿章种的这棵树实在有点迷信，就像把清政府种在这里。
不过，从李鸿章那时开始，中国开始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包括派遣留学生出国访问。从清未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而2002年哥大就有中国留学生1000多名。这100多年来，中国向西方学习了许多东西，有的东西学得好，有的东西学不好；有的东西学得快（如生活方式：服装表演、喝可口可乐和过圣诞节），有的东西却花了100年也没有学到（如法治、民主、宪政）。
1994年至1995年学年和2002年春季学期，我两次应Randy Edwards教授邀请，到哥大访问研究，与他结下了友谊。他关心中国的法制建设，对中美法学交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像有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那样对中国的看法偏颇激进，他对中国的看法比较客观。同样，他对美国政府的态度也能比较客观。2002年我再次来哥大时，他问我这次主要研究什么？我说主要想研究一下美国宪法实施的经验。他说，美国的民主、人权有时是真实的，有时是用做干涉别人的。当然，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改革、还可以救药，所以我为它工作。我两次来哥大都研究宪政问题，所以选这篇文章作为Randy Edwards教授退休的纪念是最合适的。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民主宪政为目标政治改革。二十世纪前夕，一批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封建士大夫首次紧叩中国封建王朝这座紧闭几千年的城池，要求开启宪政之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打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提出“伸民权、争民主、开议院、定宪法”的政治纲领，发动了一场争取民主宪政的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序幕。
百年多来，中国人民为了宪政的梦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和不懈的追求，走过的是一条异常崎岖曲折的道路，其间经历了数不尽的艰难困苦、前进与倒退、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的上述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总结反思中国百年宪政运动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推动民主宪政发展有很多启示意义。
百年宪政运动回顾
回首百年宪政运动，它是人类社会一幅最悲壮的历史画卷，它时如巍峨山峦，宛延起伏；时如滔滔大江，汹湧澎湃。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宪政运动经历有五波浪潮。
1．“逼上梁山”的清末立宪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外国侵略，中国处于亡国的边缘。在内忧外患的深刻民族危机之中，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开明官僚和广大民众在强烈的爱国热情驱使下，掀起爱国救亡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封建士大夫打起了“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大旗。康有为七次上书，提出“开制度局，以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主张。 1898年6月11日，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主张为光绪皇帝所接受，光绪皇帝一连颁发了几十道诏令推行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其实还没有真正触及到民主宪政问题 ，就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反对。在实行变法的100天后，她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皇帝，镇压了这场还没有开始的以立宪为目标的改革运动。
当死抱祖宗家法不变的慈禧太后正沉梦于大清江山永固的时候，1905年的日俄战争一役，小日本打败了北极熊，又一次震惊了大清王朝。当顽固的统治者问及事情的原因时，得到的回答是：皆因日本立宪而胜，俄国不立宪而败。根本的原因是制度问题。这种情况下，经立宪派要求，慈禧太后才勉强同意派五个大臣出国考察，以寻求保全邦本之策。五大臣出国考察的结果，了解到现代民主议会和宪政制度才是西方国家强国之本。根据五大臣的建议，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预备立宪命令。这个命令只提进行官制改革，没有提国制改革，立宪尚无期限。顽固的清朝统治者实际上仍不想进行任何的宪政改革。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可没有耐心，为建立民主宪政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 清王朝中的立宪改革派和地方实力派也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制定宪法”。 迫于社会各界要求民主宪政改革的强大压力，清政府被迫于1908年9月草拟并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用9年时间来预备立宪。《钦定宪法大纲》是一个确立皇权至上，议会作为装点，臣民权利顺带提及的君定宪法。它规定大清皇帝的统治万世一系，君上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身，议院是个听命于皇帝的咨询机关。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欺骗引起地方实力派的不满，更激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民众的反对，各地方立宪自治运动和革命派的抗议风起云涌。在反抗形势高涨的情况下，1911年10月10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武昌策动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就在清王朝遭灭顶之灾之时，清政府为挽救危亡，3天内炮制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并正式公布，以平民怒。这个宪法是在革命爆发的压力下制定的，所以，对立宪派的要求有较大让步。虽然它仍以维护王权“万世不易”为目的，但毕竟肯定了宪法的地位，规定了一个君主立宪、责任内阁制的政治体制。但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这个宪法仅存数十天就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
2. 转瞬即逝的民主共和
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孙中山，早年从事反清斗争。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更坚定了他推翻清王朝的决心。1905年他在日本组织政党，随后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主张建立民主共国。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1912年元旦，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深受西方宪政思想熏陶的孙中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临时宪法。3个月后，他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宪法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思想。它根据五权分立的理论创立，确立了主权在民原则，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一个议会制的政体：议会有权制定法律，决定预决算、税收等重大事项；有权选举总统、副总统，并对总统任命高级官员行使批准权等。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
孙中山积极制定这个约法的目的是想用它来确立他的宪政理想，并以此来约束野心勃勃、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袁世凯。当时名义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了政权，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巩固政权，前清大帅袁世凯在北方掌握着军政大权。为统一中国，孙中山作出妥协，他同意在袁逼清帝退位后让袁当临时大总统，条件是袁必须遵守约法，并尽快召开国会，颁布正式宪法。然而，孙中山的这种资产阶级的绅士风度与袁世凯的骗术相比，就显得过于天真了。但袁世凯从没有向民主妥协，当他当上大总统后，临时约法就被他当草纸用了。
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中国宪政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军阀混战时的宪政闹剧
辛亥革命时的武昌起义其实是一次带有偶然性的革命。一群几乎没有领导的新军官发动兵变，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实在太腐败，各地方军阀立即纷纷响应起义而布独立，才使清政府几乎在一夜之间灭亡，资产阶级革命派借机建立南京政权。但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力量看，革命派一时难以巩固政权。因为辛亥革命只是北京军阀袁世凯逼清帝下了台，并没有摧毁旧军队和旧政权的基础。革命后的政权很快落入一帮前清遗官和地方军事实力派手中。由于清王朝不立宪而亡，当时民主宪政思想在社会中很有广泛的影响。所以，前清官僚执政后都不得不仍打出“开国会、行宪政”的旗号，但骨子里却没有一点想搞民主的意思，开议会、制宪法都只不过是狐假虎威，用来蒙骗人。从1913年到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宪政最热闹的一幕，也是最丑的一幕。这个时期，从西方传来的宪法和议会这两个本来是好的东西，被搞得乌烟瘴气、名声狼藉。
先是袁世凯，这个前清的外务部尚书和军机大臣，靠手握军权逼清帝下台时就心怀野心，当他从孙中山手里骗到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原形显露。他不是依其诺言“谨守宪法”，而是违背“约法”的规定，强逼国会先选他当总统。 而他一旦成为正式大总统后就要解散国会。就在袁世凯行将解散国会前夕，国会在天坛匆忙通过了一个宪法草案，叫《天坛宪草》。通过这个宪法是为防止袁的独裁，否定总统制，确立责任内阁制。这使袁氏大为光火。
1914年1月，袁将国会解散。然后，由他组织一帮党徒组成“约法会议”来起草宪法。在他的授意下，约法会议起草了一部总统具有封建皇帝一样独裁权力的宪法一一《中华民国约法》又称“袁记约法”。由于袁的帝王思想太浓，觉得当总统还不过瘾，干脆把总统帽换成皇帝的桂冠。袁的悲剧在于他太不识时务，不知此时共和宪政思想己深入人心，袁称帝立即遭到全国的声讨，100天后不得不被迫取消帝制，本人也为此愤愤而死。
袁世凯垮台后，各地方军阀导演出一幕幕用刀枪来制宪的闹剧。从1916年到1927年的中国，军阀混战，北京政府走马灯似的更换门庭，每当一地方实力派靠军事实力入主北京政府的时候，就要制定一部按自己的意志、属于自己的宪法，都企图通过宪法使其权力合法化。袁以后的大总统黎元洪曾召集国会讨论制宪，因各派为省制问题争执不下而动武，制宪不欢而散。尔后，执政的段祺瑞曾二度主政北京，每次都忙于组织自己的国会，起草宪法，但都胎死腹中。 这个时期惟一正式颁布过的一个宪法，就是军阀曹锟花大价钱买下的宪法。1922年，曹锟在直奉战争中获胜。他为了登上总统宝座，并得到宪法的庇护，于是召开国会制定宪法。但这时国会议员早已逃散，对制宪不感兴趣。曹想了一个好主意，不惜花重金收买议员出席会议。他公告：议员每出席一次会发给出席费100元，参加大选发200元，并每人有5000元的选举费。最后，他花了1356万元使自己登上总统宝座，当然他按自己的意志炮制出一部真正属于他的“曹氏宪法”。当一年后他在战场失败，“曹记宪法”也就一钱不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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