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藏富于民导致军事衰弱

 

 

与金融垄断相比，军事暴力只不过是19世纪“欧洲文明”的一个方面，反过来说，军事失败同样也只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帝国失败的一个方面，即军事失败只不过是中国国家财政失败的最直接表现，而中国国家财政的失败，则是300年来中国将货币委之于外国的必然结果，它才是造成中国国家能力在近500年里持续下降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人将鸦片战争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和科技文明先进之类的说法，就几乎是完全不着边际的。于是，关于鸦片战争的叙述，唯一值得参考的中国着作，可能也就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了。

 

因为，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名着中追问了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军队人数不过7000，而且还是不识地理、不谙地形、劳师袭远的疲惫之师，充其量不过是一批规模较大的海盗而已，为什么清朝所调集的大部队，其以绝对的优势兵力，竟然不能应付这7000人的海盗？而今想来，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实则却是最不容易回答的。

 

通过大量的战报和奏章分析，胡绳发现了一个久为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问题：被从内地调来的大批清兵虽然人数众多，但却是“军饷”严重缺乏的部队，故而非但行动集结极其迟缓，等其赶到，高度机动的英军早已杀向它地，更由于清军因“穷”而成“匪”，不但纪律性极差，所到之处，敲诈勒索地方、乃至抢掠百姓成为家常便饭，且清军之间的互相攻击、彼此屠杀，更是经常激起民变，从而导致沿海百姓反过来为英军提供情报，甚至成为英人侦探。如此里应外合，这才造成英军得以以小击大，变被动为主动。这就是所谓：大军“奉调之初，沿途劫掠，抵粤之后，券驽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夺财务，校场中互为格斗，日有积尸”。

 

这样，胡绳的考辨就提出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其一，清军是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其二，英军采用了清军所不擅长的海洋战争的手段，他认为这二者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内外因。

 

就后者而言，施密特对于欧洲现代军事革命的分析堪称经典，在《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一书中，施密特指出：现代海洋战争采用的是典型的以小击大的机动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争”，它不以夺取对方领土，而只以夺取商业利益、摧毁对方的经济和贸易为目的，海洋战争采用高度机动的战略战术，以不择手段的恐怖和威慑来强制对方就范。与陆战不同，在没有边界和阻隔的海洋上，所谓地理、地形的优势根本派不上用场。换言之，在鸦片战争中，即使没有沿海居民作向导，英军只要不上岸，清军也绝不可能依靠陆地地形优势对其战而胜之，更不必说是聚而歼之。而鸦片战争中英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恰恰完美地表现了施密特所描述的现代海洋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威力。例如，尽管对于英军来说，即使兵临南京城下，也并不意味着其就能占领南京，即使其占领南京，也不意味着清朝的战败，但是，少数英军对于清王朝的真正威胁在于，一旦英军兵临南京，并在那里封锁长江，则会立即阻断了清王朝的“漕运”，而一旦“漕运”断绝，这样就等于卡断了清王朝税收和财政的命脉，从而对清王朝的经济和国家税收产生致命的威胁与打击。

 

而胡绳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清朝大军其实是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这一点则更为深刻地揭示了鸦片战争中清军所以战败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与战争进程中清朝对于“漕运”断绝的担忧结合在一起，暴露了清国家税收体制与军事衰弱之间的必然联系，恰恰是这一点，在此前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中很少被涉及到。

 

简而言之，正是由于从康熙时代开始逐步实施的“摊丁入亩”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等利民政策，一方面解决了人口剧烈增长而带来的人地矛盾，从而通过分工和交换的扩大，把清王朝推向康乾盛世，另一方面，由市场高度平衡所造成的人均收入的下降、需求的减少和利润率的微薄，却无一例外地会导致国家岁入的不断减少，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清王朝对于军事的投入，更使得军队大规模“缺饷”成为那个“盛世”的普遍现象。同时，满清八旗兵制，并非是与土地相联系的“民兵”制，而是贵族兵役制，以八旗为核心的满族贵族，又是与生产相脱离，完全要靠小农的地税国赋来供养的。而汉族军队“绿营兵”，基于的也是募兵制，他们同样是不事生产，要靠国家赋税养活，于是，国家赋税收入的减少，对这两支庞大军队的战斗力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与清王朝这一长期实行的兵农分立、军事与生产脱离的制度完全相反，英国所采用的建军模式却是通过向商人贷款来不断发动战争，豢养和扩大军队，同时又反过来通过军队和战争掠夺资源、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并为商人开辟市场。清－英军事制度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军事与生产贸易分立，一个却是军商合一，这两条不同建军道路的长期采用，终于导致了鸦片战争中国必然战败的结局。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这个似乎注定的结局，首先是由于清英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不同的土地制度，以及这种土地制度长期实施所导致的。如前所述，一方面，英国的土地制度是与农奴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圈地运动”在内的对于土地进行资本化经营的英国土地改革，一方面将农奴改造成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并为后来的城市工厂准备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在圈地运动中，原本一无所有的农奴并没有失去土地，他们失去的仅仅是服劳役的“义务”而已。因此，包括圈地运动在内的土地资本化运动，既与解决农奴问题相联系，在英国的条件下方才是可行的。同时，又因为工业革命的资源和市场都在“外部”，要控制外部市场和资源，就非依靠军队和军事暴力不可，而英国要发展军事力量，既要有大量流浪汉兵源，又非对国民加税和借贷不可。而形成悖论的是，这种“英国道路的可行性”，恰恰在于英国农奴制度相对于清王朝的自耕农制度的落后性。正因为清王朝的土地制度是建立在大量的小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在人口不断膨胀的条件下，剥夺小农的土地，不仅不利于生产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完全不可为的。因此，养活庞大人口，并促进生产发展，就只能是通过减税的方式、以扩大分工剌激交换的方式来鼓励农民经营和开发土地，增加粮食产量。

 

换句话说：清康乾盛世以来，国家收入不断减少，从而导致军队越来越弱，这恰恰是康乾盛世惠民、利民的宽仁政策所导致的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甚至是市场经济高水平发展所导致的资本积累困境所致——这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又一原因所在。而较早指出这个历史关键点的，是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开创者、京都史学派的奠基人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866－1934）出生于今日本秋田县鹿角市，他在明治维新的时代特立独行，积极反对明治政府推行的“脱亚入欧”的全盘欧化路线，而主张“东洋（东方）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日本不应该“脱亚”而应该“援亚”。他更进而主张中国和同为“东洋”的日本，从根本上说代表着完全不同于英国和“西洋”的发展模式，中国虽然在军事上被英国打败了，这种军事上的失败既有其必然性，但从长远看，却更有其偶然因素，由此而轻言中国乃至“东洋”发展模式的失败乃是一种“短见”。

 

（本文摘自《五百年来谁著史》 作者：韩毓海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