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分刁良是“吏治”思维在作祟

 

 

山西平遥古城，平遥县衙督捕厅（清代的司法综合机构）展览的民国时期的《良民证》，

所谓良民是与刁民相对而言的，都属于漠视人权的旧时代产物。

 

 

　　江苏睢宁县创造发明了史无前例的“良民”评级，将每个公民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了大众信用征集系统，如被评为“招商引资、平民英雄”获表彰+20分，恶意欠缴电话费-20分。县委书记高调称要“严管民风”，让群众“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 

 

民分刁良的吏治来源

 

　　虽然良民证这东西，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才有的。但一直以来，良民和刁民，却基本上是统治者治民的基本判断。大到皇帝，小到比县令还小的巡检和典史，都希望治下之民是良民，都感慨刁民之难治。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良民和刁民，大抵是“大多数”和“一小撮”之分。只是各地方的刁民尺度不一，有的地方，打了下乡的衙役才算刁，有的地方，不满了小声嘀咕几句就铁定刁民了。 

 

　　在帝制时代，皇帝一般来说，对百姓要客气一点。在更多的时候，他视他们为“子民”，而自己是天下百姓的“大父”，即超越百姓自家父亲之父。而直接治民的州县之官，虽然有父母官的说法，但落实到具体的官僚框架里，州县官却是“牧民之官”。言外之意，百姓在官僚眼里，不过是牛羊而已。所以，所谓良民和刁民，无非是放牧人眼中驯良和调皮捣蛋的牲口。这样的牲口，当然谈不上今天我们所说的权利两个字。

 

　　但是，尽管我们说，权利（right）这个词，是晚清时才从外国进口的。但权利概念本身，就包含天赋的意义在内。尽管官员视治理百姓为放牧牛羊，但中国古代的百姓，毕竟不是欧洲封建制下的农奴（即使农奴，也有一些天然的权利），他们在法律上是自由人，拥有相当多自然的权利。如果这些权利遭受官府的恶意而且连续的侵犯，比如明显违规的横征暴敛，或者贪赃枉法，他们也会反抗。当然，这种反抗如果经过乡绅，通过“正常渠道”，比如御史和其他监察机构，向上反映，上面是认可的。但是，如果这个渠道不灵了，百姓采取其他手段，比如起哄打了衙役，比如聚众集会，或者到官衙示威，甚至打了赃官。那么，无论民众方面理由多么充分，行动多么正义，最终领头的“闹事者”，肯定要受到惩罚，而且是严厉的惩罚。而贪赃惹事的官员，虽然多半也要被惩罚一下，但也有平安无事的。出事罚两头，但重头是百姓领头者，这是千百年来颠扑不破的官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不二法门。 

 

封建王朝时的百姓权利

 

　　清初顺治年间的江南哭庙案，拨开其上种种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迷雾，其实就是一个底层士绅借民众权益受损，利用顺治驾崩为由的维权发泄事件。吴县县令任维初，为补公仓亏空，额外征发，百姓不交，则强力征收，将抗粮不交的人，逮至班房。吴县以金圣叹为首的众秀才，原本就对县令不满，正好借机发泄。于是写了若干揭帖（大小字报），广为散发，还聚众到文庙“哭庙”抗议。在明代，士子哭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抗议方式，凡是士子对当地施政或者考试不公表示不满，就聚众到文庙，去向孔夫子倾诉。但是，当时的清朝江南巡抚朱国治却不想惯着他们。他居然不顾惯例，不问违规的县令，单治闹事的秀才。一口气，抓了18人，把金圣叹等人找了一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莫须有的勾结海盗的罪名，治了死罪。 

 

　　这个案子，在清朝历史上，是作为酷吏朱国治的劣迹和鳌拜的暴政存在的。但是，抗官的刁民必治这个原则，却是一以贯之的。除了在晚清王朝控制力已经大大减弱的情况下，在清朝历史上，凡是领头抗官的人，无一例外要被严惩。百姓固然有自己天然的权利要维护，但在官府却认为维护权利必须要通过官方的渠道，经官员或者皇帝之手。民众自行维权，哪怕有天大的理由，如何的迫不得已，都是无论如何不被允许的。 

 

　　王朝是一个礼制体系，以上治下，是礼制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上下尊卑的结构，必须通过道德和法律加以强化。尽管这个体系，也承认体系内的官员，有可能贪赃枉法，至上而下地破坏秩序，让小民处于悲苦无告的境地，甚至官逼民反。但却固执地规定，纠正这种错误，只能自上而下进行。如果民众自行维权，无论多么有理，都属于以下犯上，触犯了整个礼制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