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严厉的刑罚导致更多的犯罪

    迎合民粹情绪只能迎来暴民

    

    时代周报：尽管从法理和程序上，乃至在有效性上，“严打”遭到很多的质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包括重庆打黑，“天上人间”关门，至少在网上所展现的情况来看，严打的确获得了民意的赞同，甚至被认为是“大快人心”，如果不严打的话，这些现象可能会继续猖獗。

    

贺卫方：我觉得，首先所谓的北京的“天上人间”，其他某些个别案件的处理，越是严打才能动，越是表明权力的常规运行是完全失效的。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检讨，为什么许多的问题都必须依赖于严打，才能够“打”出来；不严打的时候，为什么政府的执法工作做得如此地漏洞百出？小民百姓根本看不到黑恶势力受到常态的管束。这本身就显示了国家在治理方面的重大缺陷。而且，你不可以想当然地说，严打真正能够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如果常态性的机制不建立，你会发现那些情况根本不会变化。“天上人间”可能没有了，没准还会有一个“太阳系人间”生意正火爆呢。这同时也会给被打击的人一种不公平感，他们感到这是在选择性执法。  

 

一般百姓对严打的态度，我觉得特别值得执政者认真反思。老百姓当然同意，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他们当然希望一个没有犯罪的、阳光灿烂的社会。越是弱者，越容易幻想那种没有缺陷的社会。但吊诡之处在于，一个最糟糕的社会的出现，往往不是来自于人民对坏事情的追求，而是来自对好事情的向往。对一个最完美社会的向往，是许多社会走向人间地狱的前奏。这就是常说的，“通向地狱的道路铺满了鲜花”。  

 

    这方面有许多西方的经验。比方说，意大利的黑手党很严重，墨索里尼政府上台后，就开始了对黑社会的专项治理、打击，黑社会简直是毫无生存空间，全部没了。老百姓自然欢呼雀跃。但人们逐渐地发现，随着社会中间某些丑恶的东西的消失，这个社会最大的一个丑恶产生了，那就是人民全部的权利都被剥夺掉。如果一切东西都貌似在朝着一个非常美好的状态去发展，老百姓也很高兴，觉得治安好了，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非常危险的。要说治安情况，最好的莫过于监狱。你总不能因为要治安，就把社会变成监狱。

    

    时代周报：我们的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那种呼唤铁血政策、强权政治的民间思维或民粹情绪，实际上可能是十分有害的，也很容易被利用的。

    

    贺卫方：对。尤其是李庄被判有罪后，老百姓上街庆祝。其实我有点怀疑这到底是老百姓自发的，还是组织搞出来的。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是需要对社会中间某些坏的现象的一种宽容。社会中间不能没有低俗，因为人本身就是低俗的动物，或者说至少在人性中间有相当低俗的成份。这个社会不可能纯洁无暇，一定有些让我们不大喜欢的东西。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你不能追求一个至清的社会。我昨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个网友的话说，“长不出毒草的土地也长不出鲜花来”，这也是很好的说法。

    

    时代周报：说到群众心理，中国历来有“治乱世用重典”的说法，当下这种说法也很盛行。改革开放以来，从重从快从严打击刑事犯罪成为一种重要的刑事政策，这实际上也是“重典治乱”。但是在我们整个国家确立了现代法治社会诉求之后，如何看待重刑主义的传统及其对当下这个时代的影响？

    

    贺卫方：从中国古典的历史传统来说，有“乱世用重典”和“刑期去刑”的惯常思维，后者是把刑罚作为手段，期望能用刑罚来消灭再用刑罚的条件，用重刑以威慑一切人，使其不敢犯罪。这导致对重刑的一种迷信，和常态的重刑主义。当然，我们用重典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在歌舞升平。在说社会很美好，但实际上却在用重典，用严厉的刑罚去对所谓的犯罪进行制裁，甚至眉毛胡子一把抓，对无辜的人进行严厉地制裁。  

    所谓“乱世用重典”，我们看中外社会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其实重典之后的社会也很难被称之为秩序。没有哪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是通过重典来建立起来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其实相反是要唤起人们的人道主义关怀，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保障社会秩序之间实现一种比较良好的平衡。  

   

现在的一些法制建设比较良好的国家，可以说都是越来越趋向于“非犯罪化”，“非刑法化”，越来越宽容，过去认为犯罪的现在不认为是犯罪，对于犯罪的制裁是一个适度的制裁，并且一定要考虑到犯罪的人能够通过刑法来获得调理，然后能够让他重新回归社会，成为这个社会中间一个合格的成员。这样的一种宽容的人道主义的刑法制度，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造，使得整个社会变得更加良好，有绝大的好处。  

 

    著名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说：“刑法的有效性在于它严格的实施，而不在于它的严厉。”非常严厉的震慑，其实谁也震慑不了。人们说死刑能够惩罚犯罪，这种仇恨的情绪，这种嗜血的情感，会蔓延到整个社会中间去。大家都会模仿国家的一种方式去行为，最后的结果是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相当不稳固，可怕的社会，或者万马齐喑，或者有朝一日大家都是暴民。

    

    健康社会治理重在常态性

    

    时代周报：那么，在您看来，如何在法治的框架内对严打进行科学的定位，或者说如何从技术上克服其弊端？

    

    贺卫方：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它本身并不是科学的，相当令人质疑的政策。把它放到一个现代法治的框架内，揭示出它某些合理之处，我觉得看不出来。前不久，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证据问题的一些要求，涉及到死刑犯的惩罚，对证据的规则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比如说要排除掉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但是面对这样一个文件，我们应该知道，过去有多少冤案包括被冤杀的案子，都是在所谓的严打这样一个运动式执法中产生的，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去确保检察院能够真正严格地去审查有关证据，对于警察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规范；一定要保证法院能够独立地裁判案件，而不是公安说什么，法院就判什么。所以说，这个体制方面必须要理顺，否则你没有办法避免严打所产生的极其可怕的后果。

    

    时代周报：那该如何从严打这种刑事政策来反观，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缺陷？德国刑法与犯罪学家弗兰茨·冯·李斯特有一个著名论断，“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贺卫方：一个社会的健康治理重在常态性，不是依赖这种运动式的执法模式能实现的。一个国家如果社会治理做得好，刑法就不会承担这么多。或者说，假如人们相信，只有经常突破刑法规范来去制裁，依赖严刑峻法，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那一定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缺少一种真正精神意义的追求，整个社会是没有信仰的。官方的权力往往跟标榜的崇高道德相结合，但是这个道德又是一个空壳，导致权力的实际行使与道德话语之间发生矛盾，那件道德外衣根本掩盖不住这种矛盾。  

 

    另外，教育其实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教育该如何去培养正直和健全的人格。这方面，我们的教育确实基本上没有多大追求，反而鼓励人们去迷信权力，最后的结果导致这个社会更多的仇恨感。当然也包括，如何去通过严格的法律规范去约束政府的权力。这些方面，可能都是作为一个社会治理方面，应当去研究的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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