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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评说：叫襄樊还是叫襄阳好？
陈礼荣：何劳新声唱老调
读《人民日报》10月9日李辉的《襄樊何不称襄阳》一文，笔者不敢苟同。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老襄阳的人文传统渊源久远，乃至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有多少多少回都提及过它，果真了得。诚如李辉所称：“这个地名实在是历史太悠久、名气太大、文化底蕴太深了。”然而，在全国现行行政区划的名称中，是不是但凡老地名够得上这个边的，如会稽之于绍兴、芝罘之于烟台、汴梁之于开封、彝陵之于宜昌等都须下功夫努力来“挖掘历史文化价值”呢？李辉没有说。想来他大约也只是在到襄樊浏览过一些地方志之后，为其历史悠久、名气大、文化底蕴深所震慑才顿生感慨的吧。
我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以在下之孤陋寡闻，大略也知道早在公元1世纪左右，中原大地便有13州、183郡、1344个县。有些地方，特别是各地名都大邑、水陆要冲、津梁通道、山川锁钥之处，千百年间不知迎送过多少挥旌挥麈之士、笔走龙蛇之客。堪为鸿篇巨制的一套二十四史，其所涉雄关重镇，不知凡几，而其间因政令更迭致使地名变化者，更比比皆是。但倘若各地皆恢复古地名以大力“挖掘历史文化价值”，诚属国家民族之大幸，可如此一来，历史文化倒是昌明至盛了，却只是黎庶人等又不知得添几多繁劳！
若论地名的历史悠久、名气大、文化底蕴深，倒是曾被《禹贡》列为“古九州”之一的兖州，竟至20世纪60年代初便已“掉价”为山东一个县的名称。由此可见，李辉所列关于“挖掘历史文化价值”的依据和道理，于地名及其当地的社会进步和发展而言，基本上可说是关系不大。
说到襄樊最好称襄阳的理由，李辉非议前者的重要观点，是不该在襄阳、樊城合并为一座城市时，取两地的头一个字予以命名。他大约不应忽视，就在与其同处一省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并建市称之为“武汉”的这多年间，可有听说过这座名城的“历史文化价值”曾经蒙受过几多妨害？况且，二地合名、双邑并称也是世界各国出现类似情况时为新城命名的一个通例，如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和日本的会津若松市便都是如此。 （《人民日报》 2001年11月06日第十二版）
袁鹰：襄阳，徽州，还有其他
李辉为某些不伦不类至少考虑欠周的改地名发出呼吁和建议，不止这一次。因为批评在理，得人心，所以能得到回应。湖北“荆沙”恢复荆州和沙市原名，便是一例。
襄阳，同许多历史名城一样，早就载入史册，深入人心。我从少年时代读历史和古典文学作品，就记住这个具有浓厚历史文化色彩的地名。40多年前编报纸副刊时，有一次接到一位老诗人来稿，附信上说他“于×月××日夜入襄阳”，本是一句极其普通的书信用语，但那个“入”字用在襄阳地名之前，便平添不少古意。仿佛见到荧荧灯火之中，一位远来的旅人提着简单行李进入古城，徘徊旧街上寻找住处。这种具有风霜色彩的画面，只能同襄阳、荆州和类似古城名称联系，若是换作“入广州”、“入宁波”、“入石家庄”，便没有那种韵味。从那时起，一见到襄阳这地名，我便会想起诗人信上那三个字，到现在还记得，虽然我至今未曾去过襄阳———那个已被改为“襄樊”的城市。
中国许多以“州”、“城”、“阳”等字命名的城市，都经历过久远的沧桑岁月，也是悠久文化的见证。就说“阳”字吧，本来是依山筑城、傍水而居之意，表明城市的诞生史。以“阳”为名的城市很多：辽宁的辽阳，河北的饶阳，山西的晋阳（太原），河南的安阳、淮阳、信阳，湖南的岳阳、衡阳，福建的建阳，比比皆是，都同山和水有关。襄阳于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建郡，再过七年便已拥有两千年历史。都是有根有底，随意改动不得的。
战争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有些地方，曾经将邻近的城镇合并成一个城市，各取一个字合而为名，那是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的。建国以后，就陆续取消了那些具有临时性的地名，例如旅大市就恢复了大连市的原名。由于城市迅速发展，改动一些地名自属必要，由于市、县、区等行政区域的设置、改变、升级，使不少地名显得不够规范，例如地级市管辖县级市，大市下有小市，外地人是不清楚的，也是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必然。我以为，对“州”这个地方行政区划名称的使用，便多少有些混乱。十多年前，山东益都恢复从《禹贡》时代就得名、有很古远历史的青州名称，是有道理的。京东的通州（因为江苏有南通州，故又称北通州），划归北京市后，市下称州，有所不妥，故称名通县，同其他郊县并列，也还合适。如今撤县为区，称“通区”太拗口，只好改为“通州区”。州和区都是行政区域称谓，不免重床叠屋。又如四川万县，本来也是旧名，“万县惨案”载入现代史的。后升称为市，改为万州市，现在划入重庆直辖市，只好又改为万州区，名称叫区，却管辖原来一个地级市的辽阔范围，总觉有点别扭。
但我以为最需要商榷的，是安徽的徽州。徽州从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设州，由于处于水陆交通要地，商业繁荣，逐渐成为东南大郡，元代升为徽州路，明代改名徽州府。清代置行省，就是从安庆、徽州两个大城市的名字各取一字合称安徽省。同样情况，还有江宁（南京）、苏州之于江苏省，福州、建阳之于福建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之于甘肃省。然而，就这样一个具有千年历史、名闻天下的古郡，突然间改名为黄山市。据说是为了“打黄山牌”。“黄山牌”当然是要打的，事关开发旅游发展大计。但是打这张牌，就非要先将徽州或屯溪改名不可吗？如果依此类推，“打西湖牌”或者“钱塘江牌”，就要先将杭州改名西湖市或钱塘江市，“打浦东牌”就要先将上海改名“浦东市”，岂非笑话奇谈？
我接触到至少有两位皖籍名家，都写过文章表示了非议。一位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原省顾问委员会常委欧远方同志，一位是原江苏作家协会主席艾煊同志。他们虽然都不是徽州人，却都时刻萦怀于那座历史文化名城，对它悄然失去又都不能已于言。欧公曾著文《徽州何时失而复得？》（载1999年2月7日《新民晚报》），殷切呼唤“我们安徽失去徽州已十几年了，何时能失而复得呢？”“复得”的倩影尚在虚无渺杳之中，欧公却已带着这个永远的企盼远行。艾煊兄感慨于徽州被轻易改名这种不尊重历史文化的做法，我是亲耳听到的。他执着地坚持“不说白不说，白说也要说”的韧劲，可惜他也在几个月前抱着遗憾而远去。看来徽州“失而复得”只能留到梦里了。与莎士比亚同时的汤显祖，毕生神往于徽州风物，写了杰作《玉茗堂四梦》之后，曾经怅然吟过两句：“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他会料到400年以后，竟然会“梦中无处觅徽州”吗？
经历了千百年沿革的地名的改动，事关历史、文化、地理、社会、民俗等等诸多因素，还是走群众路线，多多倾听各方专家和老百姓的意见，慎重施行为好，这总比凭少数人意旨匆忙决定更稳妥些。我热切希望：如同青州市、荆州市名字恢复那样，襄阳市、徽州市的名字也能恢复，还有其他……（《人民日报》 2001年10月30日第十二版）
冯骥才：地名的意义
一些城市的历史街区在“旧城改造”中被荡涤一平之后，留下的只有一个地名。这地名有名无实，空泛无用，改掉便了。于是，许多地名正在成批地被从地图上抹去。我们对自己的“革命”总是这样干净彻底。
有名无实的地名这样毫无意义吗？
近日读了李辉和袁鹰二位先生由于襄阳与徽州易名而发表的真知灼见，更引起对地名本身的深思。
首先，地名决不仅仅是一个称呼，一个特定地域的名称。
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比如唐山与大地震的灾难，平型关与平型关大捷，罗马与罗马史。如果此地有个性而非凡的文化，这地名便是对这文化的命名。比如扬州和扬州画派，苏州和苏州园林，上海与海派文化，法兰克福与法兰克福学派，佛罗伦萨与整个文艺复兴运动。城市成了一种文化的属性。如果这些城市随随便便换去了名字，你说它失去的是什么？
一个地方自有地名才算是真正的诞生。此前只是人的一种自然和原始的聚落。地名是城市生命的起点。此后，这些城市发生了一切一切，包括它的成败荣辱和曲折坎坷，全都无形地积淀在这看似只有几个字的地名里。这一切一切，还渐渐地在这地名里形成它独具的历史文化。只要走出这地名一步，就不再属于这独特的历史文化了。如果说地名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代号，那么这城市的生命密码就在其中。
如果你崇敬这地方的文化，这地名就是一种尊称；如果你对这地方有情感，这地名就是一种深挚的爱称。比如故乡的地名。
地名中又潜在一种凝聚力，亲和力，还有复杂的情感。
当然，历史上地名的更换也是很多。但这些地名的改变，大多由于政治变迁，改朝换代。更改地名，总是为了表明“改天换地”，绝非从文化考虑。然而，正是出于这种无意中的惯性———这个非文化的传统，使得我们对地名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缺乏认识，以致出现袁鹰先生所指出的将徽州易名为黄山这样令人遗憾的范例。徽州乃是令人神往的韵味幽雅的古城，一改为黄山市，就像变作一个新兴的都市，文脉中断，魅力不在，优势全无。
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故而改名易名当慎，切勿轻率待之。无论是城名，还是街名，特别是在当今“城改”狂潮中，历史街区大片铲去，地名便成了一息尚存的历史。倘再将地名删去，历史便会彻底荡然一空。我们早晚会感到这种文化的失落，我们已经感到这种失落和茫然了！
那么，谁来守住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文化？ （《人民日报》 2001年11月13日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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