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史学研究要警惕“历史”爱国主义 >> 阅读
史学研究要警惕“历史”爱国主义
也有的史实本来是很明白的，如诸葛亮躬耕地在今天的湖北襄阳，东汉末属于南阳郡邓县，是南阳郡下辖的37个县之一，这一点，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记载得很清楚：“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当时是刘表的统治区。而今天的河南南阳东汉末虽然同属南阳郡，但从建安四年（199）张绣降曹开始就一直是曹操的控制区，刘备怎么可能于建安十二年（207）跑到“敌占区”去三顾茅庐呢？诸葛亮《出师表》中称自己“躬耕于南阳”，只是从当时的郡名而言的。历史学界对此早已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但到了1990年《三国演义》特种邮票第二组中的“三顾茅庐”、“隆中对”要确定首发式地点时，襄阳、南阳之争就白热化了。如果只是一场学术争论也就罢了，竟然有人公然在文章中声称是为了“南阳二千万人民的利益”，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尊重历史事实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自封或被封的“历史学家”的“考证”当然不可能是研究历史，连我们所说的“运用历史”也谈不上。
要说这些人都是无事生非，或者完全是出于私利，或许有欠公允，关键问题是他们误解了历史的真正价值。争名人，争古迹，争“第一”，说到底，都是为了某一地方或人群的利益，因为他们都认为，争到了这些“历史资源”就有了地方的知名度，就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或产品的销售，就能够引来外资内资，甚至就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其实这是误解了历史的功能，多数情况下是不能如愿以偿的。
一个地方的知名度固然离不开历史，但历史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个，一般情况下并不是决定因素。在今天世界上或国内的大中城市中，完全靠历史悠久或历史地位重要而获得知名度的是极少数。即使是这些城市，也还离不开现实条件。如在中国的七大古都中，安阳建都在杭州之前，年代比杭州久；开封也先于杭州，地位更加重要，但国内外知道杭州的人无疑要比知道开封、安阳的多得多。
历史当然是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在人文景观中更是如此。但绝大多数旅游者不是历史学家、考古学者或专业人员，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娱乐、休闲，是精神和物质上的享受，要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使是再重要的古迹也不会引来游客。20世纪30、40年代的敦煌莫高窟可以吸引张大千、常书鸿这样的画家、学者，但只有交通改善和设施具备后才会成为旅游热点。今天真正要产生市场效益，历史悠久不是决定因素。即便全是假的，只要市场定位准确，也同样可以吸引大量的客源。像杭州的“宋城”主题公园，全是新建的仿古建筑，游客也源源不绝。而杭州城南凤凰山麓真正的南宋皇城遗址却堙没于草木之间，到那里去发思古之幽情的人恐怕没有几个。长期无人知晓的四川九寨沟，除了编出一些民间故事外，在汉文史料中找不到什么记载，但大自然的无穷魅力使它在短短几年内就名闻世界。
至于要寓教于乐，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的崇高感情，这是把太多的附加成分放在历史上，实际效果并不见得很好。难道爱好历史、喜欢游览名胜古迹的人里面就没有卖国贼了？如果我看到外国的古迹更加雄伟，难道就激发起我爱外国的感情吗？要增长历史知识的话，并不一定非得通过旅游，化同样的时间去读史书，学到的知识肯定比旅游看到的多。
现在很多地方化那么多的财力、物力去争这些所谓的旅游资源，其实并没有取得想象中的巨大效益，反而在实际上起了误导作用。例如关于李自成的结局，清初以来大量公私文献证明他于顺治二年（1645年）兵败退至湖北通山九宫山，被当地民团所杀，这点已得到明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公认。而近年来，湖南石门县一些人仅凭当地流传的李自成兵败后遁入空门的传闻，以及该县夹山寺奉天玉和尚墓中出土的部分文物，断言李自成兵败后禅隐该寺，化名奉天玉，并在幕后秘密指挥余部“联明抗清”20余年之久。此说一出，海内外报刊、电视纷纷介绍，盛极一时。对此，史学界大多数人均认为缺乏确凿的根据。比如墓中出土的一块镌刻道符的青砖，有学者破译出其中含有“闯王陵”三字，成为李自成归隐夹山说的铁证。其实，只要稍具一点宗教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只不过是极常见的道教神符，是旧时丧葬的常用之物，埋于墓中取保佑亡魂升天之意。被某些学者认为含有“闯王陵”的图案，在全国各地的墓葬中均有出土。《奉天大和尚塔铭》中有一处是脱漏后补刻，又有学者加以发挥，认为隐喻“补之”，即李自成之侄李过的字，那就简直是在测字了。而湖南石门县为开发这一旅游资源，违反《文物法》中“不改变文物原状”的规定，未将奉天玉墓按原状保存下来，而是投资1000多万元，仿照明十三陵，将属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的夹山寺改建为宏伟的闯王陵，与湖北通山的闯王陵遥遥相对。可是石门县不是经济发达地区，又缺乏相关产业带动，不像杭州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以致游人寥寥，现在惨淡经营，维持不下去，并没有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这种做法也给当地青少年、学生和缺乏历史知识的游客造成错觉，以为这里就是李自成的墓，对通行的说法（包括历史课本中的内容）产生怀疑，还助长了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情绪。至于某些学者、文人拿了钱便去美化别人的祖宗，将奸臣证明为忠臣，汉奸美化为民族英雄，就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了。
近几年来，有些人为了迎合政治，证明中国如何伟大，不断地发现所谓“世界第一”，把早就被历史学家批判过的伪史料重新拣出来，把五四运动以来正确的辨伪统统推翻，诸如河图洛书都是真的，甚至有人证明是由外星人带来的；三皇五帝确有其人，不仅有具体的出生，还有世系明确的直系后裔；似乎惟有如此才是爱国主义。这使我们想起了晚清以来的一种潮流，外界传入中国一种新事物，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制度方面的，总会有人出来证明，中国古已有之，暗示外国人只是拾了中国古人的牙慧，至少是受了中国古人的教化或影响才有的。足球流行时，便有人撰文称足球实起源于唐宋的“蹴鞠”，20
世纪80
年代允许股票上市时，又有专家撰文论证股票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进入90
年代更有学者论证市场经济中国古而有之，这实在是历史研究和运用的一种倒退。但是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这类盲目复古、西学中源的论调，不过是晚清或更早的沉渣泛起，在历史上并不罕见。
还有一些人借着弘扬中国文化的名义，把《周易》及阴阳学说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似乎成了集科学的大成，成了中国以至世界一切科学的源泉。其实稍懂一点中国历史的人就不难看出，先秦的学者再伟大，也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达到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即便有现代科学家学习和运用《周易》或阴阳学说取得了成就，与《周易》或阴阳本身的科学价值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尽管莱布尼茨从中国的八卦得到启发而发明二进制的故事已经不止一次被指出并非事实，而只是国人一厢情愿的误解，事实不过是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之后，从在中国传教的法国籍传教士处获得了宋代邵雍的六十四卦图，发现可以用他的二进制数学来解释，但不少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以此来证明《周易》的伟大。即便真有其事，那么比莱布尼茨对《周易》不知熟悉多少倍、又不知有多少《周易》专家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人发明二进制，并进而研制出计算机呢？
（本文摘自《历史学是什么》 作者：葛剑雄 周筱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上一篇：当冷漠与市侩气成为一种传染病
- 下一篇：专制体制下“富民”究竟富了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