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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用文学作品如何进行历史教育？

作者：邵燕祥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26日 点击数： ( 字体：小 大 )
 
最近看到有人提出，要用文学作品对青少年进行党史、革命史的教育。
 
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来。青少年也好，成年人也好，需要了解真实的历史，包括从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革命史。但如果以文学作品当作历史教材的话，我们是不是又要回到“文史不分家”的古代去？
 
中国小说的起源之一，就是娱乐场所的“讲史”，从讲史的艺人那里代代相传，最后荟萃为“水浒”“三国”式的集大成之作，又经历代艺人的操作，化为舞台上的戏曲，古代以至当代千百万不识字的农民、市民正是从戏曲中，略识之无的人们则是通过小说来了解历史的。
 
戏曲小说不足信，古来所重的“文章”呢？人们从杜牧的《阿房宫赋》得知秦始皇的穷奢极侈，而据考古发现，嬴政的这一地标工程未及动工，二世而亡，只留下依稀可见的地基罢了。杜牧笔下不是历史，是他驰骋的文学想像。
 
不仅收入《古文观止》的大作如此；我们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长征故事，十八勇士强渡（或作“飞渡”）大渡河之类，长期作为长征史的精彩篇章传诵。美国资深记者索尔兹伯里向邓小平求证，邓则以高屋建瓴的气魄告之：那都是宣传。邓小平没有说那是文学作品，或者可以谦称为文艺形式的宣传吧。
 
在中国革命宣传的历程中，左翼文艺工作者对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宣传不遗余力。我所尊敬的前辈翻译家、苏俄文学研究家、中苏建交后曾任驻苏使馆文化参赞的戈宝权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编过一本苏联文学简明教程，从已有中文译本的苏联小说中，按历史阶段各选一部或几部加以介绍；翻转来看，也就是利用小说中的描述来阐释那一时段的苏联历史。例如就卡达耶夫《时间呀，前进》、革特拉柯夫《士敏土（水泥）》讲苏联工业化，就萧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讲农业集体化，就法捷耶夫《毁灭》、富曼诺夫《夏伯阳（却帕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内战，等等。
 
我不知道前面所说的，有人要用文学作品作为党史、革命史教材一事，是否从戈宝权先生那里获得灵感的启发。但事实证明，这些甚至堪称苏联时期文学经典的一些作品，尽管多少保存了某些当时当地城乡风物生活气氛人物笑貌的真实，但绝不等于历史，何况由于时代的限制，作者们在情节的设置、主题的提炼上有误导读者之嫌。不但苏联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文学作品如此，就是像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只能作为俄法战争时期历史阅读的参考，而不能当作那一场战争的教材来读的。
 
这本来都是常识。一旦常识成了问题，许多老生常谈就还必须重复。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历史题材之作，引发过一场关于“历史与历史剧”的论争。一来二去，几年之后终于以江青授意、姚文元执笔声讨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字狱收场。
 
到了“文革”后，也许是由于过去皇帝戏一概避嫌或被禁，于是物极必反，也许是由于渲染天子威严有助于强化臣民意识，于是满台皇帝再世，秦皇附体，汉武显形，辫子乱飞，咋咋连声。不过，毕竟有别于“文革”之前，这时乃有“大话”、“戏说”出来。于是在同是宫廷戏、皇帝戏里，我们发现，标榜“大话”“戏说”的古装戏无须防，因为编导承认是借题作文，并不冒充历史；值得注意、须要防备的倒是那些自称历史正剧的，夹带了太多诈伪和垃圾。
 
所以，一个问题是要认清文学（包括影视）、准文学不同于历史叙述，一是还要看到，有一类压根儿就背离了文学精神而以作伪、谄上、媚俗为能事的所谓文学、准文学作品，即使写的是某一历史时期的旧人旧事，却本来就跟历史真相相去甚远，乃至是在篡改和伪造历史！
 
1962年，我和剧团一位编剧同事一起到京郊某县参加整风整社。遇到一位工农出身的县委书记，他听说介绍到“编剧”的身份，表示理解，说：“你们都是搞捏造的……”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职业重在从事虚构，只是“虚构”一词较生疏，便借用了稍熟一些的“捏造”。不要看不起这位老干部。他凭本能一下子抓住文学创作（包括编剧）工作的特点“虚构”，不同于其他需要一板一眼求真务实的工作包括工作报告、历史陈述，是截然两路，不可混同。后来我们离开那里不久，听说他“犯错误”了，从我对他为人朴实直率的印象出发，我认定，多半是他不适应当时蔚然成风的弄虚作假，不肯苟同，落落寡合，才不见容于官场，不得不出局靠边站的。
 
我尊敬这位干部，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他对“捏造”（捏造数字，捏造事实，做假表报，欺上瞒下）的反感，而他特许我们编剧人员可以“捏造”，正是对于“虚构”这一职业特点的理解，并没有嘲笑我们的意思。而我们今天反省，当时我们这些耍弄笔杆子的，在被允许的“虚构”的权利范围内，岂不正自觉不自觉地干着“捏造”以粉饰现实的勾当么，真是让老书记无意间说中了！
 
这位不知今天是否还健在的县委书记，是出身工农的“大老粗”，但其有见识如此（包括对文艺工作的理解，比那些一味要小说戏剧作者都当照相机、记录员的领导水平高多了）。而奇怪的是今天若干具有高学历的精英们，居然提出了用文学作品对青少年进行党史、革命史教育的主张！
 
也许无非是想用《上海的早晨》之类来诠释对工商业和资本家的“改造”，用《金光大道》之类来美化对农民的剥夺，用《朝阳沟》之类来辩护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吧？
 
还要说一句，虽然那位老书记混淆了“虚构”和“捏造”，我们不以为忤。其实，两者还是有区别的。文学作品允许虚构，却也拒绝捏造。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多说了。
 
总之，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不可用“虚构”的作历史教材，更不可用“捏造”的去进行“历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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