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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宣宗:从“智障人士”到强势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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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一朝,原本甚嚣尘上的“牛李党争”终于偃旗息鼓,其原因除了两党的党魁相继离世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宣宗李忱驾驭百官的智术、心机和手腕均非前几任天子可比。
 
早在大中初年,人们从宰相马植旋起旋落的命运中就已经明白了一点—要在这个宣宗皇帝的朝廷上结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马植是在大中二年(848年)五月入相的,本来干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四月,马植突然被一纸诏书贬出了朝廷,外放为天平节度使。
 
此次贬谪在事前毫无征兆,所以人们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是一条宝玉腰带惹的祸。
 
这条宝玉腰带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贽。众所周知,宦官马元贽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内心是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但在表面上,还是对他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之后便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赐物之一。
 
可忽然有一天,在朝会上,宣宗李忱却赫然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植的腰上。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天子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质问马植,这条腰带是不是马元贽送给他的。马植已经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不敢隐瞒,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相职,并将他贬出朝廷。
 
因为一条腰带而罢去一位宰相,这种事情乍一看会让人觉得荒谬。可在宣宗李忱看来,这件事一点儿也不荒谬。
 
他的理由是:马植与马元贽本来就是同宗,而他们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原本就应该主动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如今马元贽居然把天子的赐物转送给马植,那就证明他们已经越过了雷池,天子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有结党的嫌疑。
退一步讲,就算马植与马元贽没有结党,可仅仅是“禁中与外廷暗中交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对登基未久的天子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了。宣宗李忱绝不会让自己像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仇士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从于强势宰相李德裕。
 
因为,李忱是一个强势天子!
 
 
宣宗李忱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之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不可不提。
 
那就是河湟的收复。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今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被吐蕃占据了将近百年之久。玄宗之后的历任天子,尤其是宪宗李纯,虽然大都怀有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而且朝政又被党争和宦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用说腾出手去对付吐蕃人了。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其国内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宣宗李忱。
 
因为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二月,原本在吐蕃控制之下的秦州、原州、安乐州,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等“三州七关”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没想到短短两年之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又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全部回归了大唐版图。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宣宗的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却显然是上天的馈赠。但不管怎么说,自从安史之乱后,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近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宣宗时代,帝国虽然称不上是太平盛世,但起码也算是承平之局。“大中之治”落下帷幕后,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迄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由于宣宗李忱的励精图治,使得我们在时隔一千多年后,仍然能够在9世纪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中,有幸瞥见一抹盛唐的余晖。
 
然而,当李忱转过身去之后,黑暗便无情地吞噬了我们的目光。当大唐王朝在宣宗李忱的手中完成最后一个华丽转身,各种内忧外患便纷至沓来,帝国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亡……
 

 

【来源:《百家讲坛》(蓝版)2009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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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者觉仁 来源:《百家讲坛》(蓝版) 发布时间:2009年0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