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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甘心卖国，还是被迫妥协？
中日签订《二十一条》
谈到“二十一条”，我们通常有一个定论，即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甘心出卖国家主权。那么，事实是否如此？“二十一条”的签订，是袁世凯甘心卖国，还是被迫妥协？
“我必誓死力拒”
一战期间，英日联军对德军开战，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战事结束后，中国于1915年1月两次照会英、日政府，要求恢复领土原状。日本不愿让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为将侵占的山东权益合法化，更为趁机独霸中国，在1月18日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分五号，条件苛刻，尤其是第五号，规定中国政府要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等顾问，日本在中国享有修筑铁路、开矿、建船厂等优先权。中国如果照单全收，无疑会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袁世凯看到条约内容，当即明白了日本人的心思，勃然大怒：“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让一个中国独裁者甘心去做日本代理人，如何可能？中国政府的抗争开始了。
在外交部送交的“二十一条”卷宗的封皮上，袁世凯批示说：“各条多有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之处，实难开议。”然而，日本气势汹汹，袁世凯也不敢一口回绝，更何况日本人也不是空手套白狼，他们的交换条件是：“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保证袁大总统及其政府之安全。”条约很恐怖，但条件也挺诱人。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常说的，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换取其同意“二十一条”。
袁世凯想不想称帝？当然想。不过他又不敢贸然称帝，一旦中华民国成了中华帝国，而列强不予承认（后来的确如此），那麻烦就多了。日本对袁世凯的私心洞若观火，所以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故意对媒体说：“日本为君主国，中国若行帝制，则与日本同一之国体，日本当然乐为赞助。”日本公使日置益也曾私下对曹汝霖表示：“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不过这些话都不是日本政府的官方表态，只能算是日本政界抛出的诱饵。袁世凯在官场纵横多年，岂能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仅仅一两个政客的口头表态，能让他甘心卖国？
不过，荒唐归荒唐，屈辱归屈辱，谈还是要谈一下的。但这时袁世凯也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一旦两国谈判破裂，那么“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既然谈判必须进行，那中国唯有据理力争，以求将损失降到最低。至于条约第五号，袁世凯则很明确地表示：“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理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摆明了说，如果日本一定要让中国做你的殖民地，要我袁世凯当“亡国总统”，那大不了就拼个你死我活。
妙用“拖”字诀
袁世凯命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命曹汝霖出任外交次长，主持对日谈判。
陆征祥与日本公使日置益首次会面时，日置益提出：“希望每天开会谈判，星期日也要开，以赶快解决问题为原则。”日本急欲独霸中国，所以希望谈判越快越好。而中方则要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以期欧洲列强能及时干预。
陆征祥于是打起了太极拳，祭出“国际惯例”的大旗。他对日使说：“每天开会没有问题，但是星期天开会，那是没有国际成例的。另外，我身为外交总长，与贵国谈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事务需要处理，因此每天上午要腾出时间接见来宾，谈判只能在下午进行。”陆征祥的要求合情合理，日置益无奈，只得同意。陆征祥接着提出，谈判要每天下午五点开始。日置益不同意说：“五点太晚了，最好下午两点开始，夜间也必须持续。”陆征祥就地还价：“两点钟谈判没问题，但是我身体太坏，不能在夜里继续开会。”
双方谈判自1915年2月2日正式开始。谈判时，陆征祥先依着礼节让座、喝茶，花去几十分钟；后来会期也不断减少，最后竟少至每周仅谈判一次。当时，陆征祥还提出要逐条讨论，即第一号第一款达成协议后，再谈第一号第二款，说到底还是要尽量拖延时间。
袁世凯密切关注谈判事宜，对陆征祥、曹汝霖时时指示。每天清晨，曹汝霖都要到总统府汇报前一日的会议情形，同时请示应对办法。驻日公使陆宗舆则常要将日本国内局势告知袁世凯，作为决策依据。谈判中陆征祥、曹汝霖根据总统指示向日方据理力争，绝不轻易妥协。双方交涉颇为艰难，从2月2日开始，直到4月25日，谈判25次，也未能达成协议。
此时，国际环境突变。列强在得知日本妄图独霸中国的行径后，纷纷怒不可遏。日本为免夜长梦多，一方面只好宣称第五号是“希望条件”，不在正式条约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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