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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观之祸：清廷为何把日本侵台赞为义举？
1874年日本侵台时，遭到台湾人民的坚决抵抗。这是武装起来的少数民族战士。
1871年12月，琉球按例遣使向清廷进贡，途中遭遇暴风雨，使船迷失航向，飘荡至台湾南部，与当地高山族人发生冲突，54人被杀，12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脱险转移到福州，后由清廷送归琉球。
1872年，日本胁迫琉球成为其“内藩”，“册封”尚泰为琉球藩王。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福岛种臣一行来华，以交换中日《修好规条》为幌子，刺探清廷对台湾主权认识的虚实，副使柳原前光欺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不懂近代西方“主权”理念，言辞间赚得“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遂曲解台湾东部“番社”非中国主权所有，于1874年5月由海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首，以1871年“日本国民（实际上是琉球民众）”被“生番”杀害为由，率4艘军舰及陆海军官兵3600多人，进攻台湾。
自鸣得意：清廷给自己挖坑而不自知
日本侵台的借口是“番地无主论”，即将清廷官员所表述的“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曲解成“番地无主”，非中国领土，故日本可据而有之。
这诚然是诡辩。但日本政府这一诡辩，却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1867年2月，美国商船“Rover号”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登岸人员为当地“生番”所杀。美国驻厦门领事Charles Williain Le Gendre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即提出了当地土番“非归王化”的说法。
Le Gendre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责备道：
“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毫无依据。”
与Le Gendre直接交涉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
“（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
这些深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熏陶，而对近代世界“领土主权”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
“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
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会商之后，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但同时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特意强调了台湾“生番”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
“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
在总理衙门的政治话语体系里：1.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疆土无疑；2.“生番”未归“王化”，中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领土主权声明”；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在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其经典描述则是：中国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这种“天下观”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文明开化”程度而定。
1683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其“理番”政策始终基于这种“天下观”理念——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之内，但其民众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划分为民、番两级；“番”又分两种：1.“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2.“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前者属于“化外”，后者则须纳“番饷”，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转化。
这种编民—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故而，在清廷看来，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但美国领事Le Gendre却无法“见谅”。他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非中国领土，故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在Le Gendre看来，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
心怀叵测：日本玩弄清廷陈旧的“天下观”
Rover号事件最终以Le Gendre与台湾当地土番自行缔结约定告终，清廷自以为得计，在其中充当了面目模糊的“保人”角色。
殊不知，曾强烈要求清廷承认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的Le Gendre，在此事件之后，即着手开始炮制“台湾番地无主论”，多次进入台湾，按需搜集各种资料。在其计划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之后，转而受雇于日本政府。
Le Gendre在提交给日本政府的首个备忘录里如此描述自己的“台湾番地无主论”：
“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
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的日本，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归化日本，但却遭到了拒绝，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中国。
深悉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就成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又深悉清廷传统“外交观”的种种漏洞，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上获利，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征韩论与夺取琉球，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本，甚嚣尘上。
台湾，自然也不能幸免。
1873年2月，日本政府任命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名义是与中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其时，清廷正因为外国使节觐见礼仪问题而焦头烂额，出于某种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岛种臣被获准与各国使节一起觐见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礼遇，不仅没有行跪拜礼，甚至也没有像各国公使们一样行五鞠躬礼。
清廷的用意，无非是觉得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理应彼此亲近以对抗西洋诸国；再者，日本在“天下”之内，抬高日本使节的觐见地位，也就等同于贬低西洋诸国使节的地位。却殊不知，明治之后的日本，早已脱离“天下”，融入世界。副岛种臣此行，更怀着为日本吞并琉球和侵占台湾套取政治口实的隐秘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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