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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甘心卖国，还是被迫妥协？
不签约就开战
5月7日，日本先行让步，但同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除第五号来日再议外，“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覆，如到期不接到满足答覆，则帝国政府将执行必要之手段”，是为“五七通牒”。所谓“必要之手段”，显然是指战争。日本为迫使中国就范，一方面利用流亡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威胁北京政府，另一方面派出陆军直趋沈阳、济南，海军前往渤海游弋。
战争阴云陡然笼罩中国，袁世凯即刻召集政府要员商议对策。会上诸人大都主和，唯有陆军总长段祺瑞态度强硬：“这样迁就，何能立国？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时段祺瑞已秘密行动，准备对日一战。袁世凯长叹道：“段总长说的很对，但也要审时度势，量力而行。倘若日本不撤回第五号，我肯定会赞同段总长的意见。只是现在既已撤回，议决的各项条款，虽然也损及中国权益，所幸尚不是亡国条件。因此，希望大家记住此次是暂时屈服于最后通牒，以此为奇耻大辱。如果此后还不知振作，朝鲜之鉴不远。”段祺瑞依旧不改初衷：“民国初建，就承认如此卖国条约，如果其他列强都要效仿日本，该怎么办？”袁世凯说：“我岂愿意屈辱承认？但是对比中日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两国力量的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祺瑞遂无言。
据参加会议的梁士诒后来回忆，当时“袁总统悲愤陈词，衣沾涕泪。与会者或怨愤填胸，或神气惨沮”。众人之无奈，由此可见。
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说到袁世凯的处境时，引用了“九•一八”后蒋介石的自述：“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想一想当时的处境，刚经历了晚清变乱的中国，怎么可能是崛起东邻的对手？
5月9日，“二十一条”签订，袁世凯对在京官员说，“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5月9日为“国耻日”，正是袁世凯颁令全国的。
签约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各界纷纷声讨政府卖国。为向国人阐释苦衷，袁世凯在5月26日发布大总统申令，说明政府之所以部分同意日本的无理要求，只是不愿重蹈晚清覆辙而已。
袁世凯还命人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刷五万册，寄存在山东模范监狱。他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让世人知道日本人的罪恶了。”可惜袁世凯最终没能见到中国战胜日本的一天。
孙中山趁机滋事
日本以最后通牒压迫中国之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做什么呢？
黄兴、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这些因发动“二次革命”而被袁世凯严厉通缉的“罪犯”们，听说日本的无理要求后，提出“暂停革命，一致对日”，纷纷离开日本，准备与政府同仇敌忾。
而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的孙中山呢，他看到了“机遇”，若不趁此袁世凯焦头烂额之时，举兵一战，岂不坐失良机？
孙中山要回国、要夺权，可手里一无所有，怎么办？只有找日本人借钱了。后人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馆里发现了这样一封信：作为帮助“扫除中国的邪恶政府”的回报，“当中国需要雇佣军事参谋的时候，就将给日本军官以优先权；中国的陆军和海军，将使用日本的枪械、弹药和装备；在中央的地方政府内，当需要邀请外国专家的时候，中国将给日本以优先权；将要建立一个日中银行，并在两国的重要城市设置分支机构；中国将首先向日本寻求有关开放矿藏、铁路建设和沿海贸易所需要的外国资金；日本将帮助中国改善政治的和军事的制度，帮助中国更改已规定的海关、治外法权等条约”。包括袁世凯誓死不从的第五号内容在内，孙中山答应了比“二十一条”更为苛刻的卖国条件。
如果你对此无法相信的话，那么看看高崇民的回忆：“孙中山为换取推翻袁世凯，主张把东三省让给日本。我在日本留学东京时，亲耳听到中山这种错误主张，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当时也反对。”
5月29日，袁世凯下令取缔革命党，指革命党“私与外人订结密约，或结托外国，捣乱本国，或以本国人民之权利，抵借巨款，垂首下心，奉献他族”。客观地说，袁世凯所言都是事实，基本没有诬陷的成分。
“还算得体”的外交
袁世凯因为签“二十一条”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很少有人再去深究那背后的细节。其实，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谈判，日本因各方压力自行取消了意图灭亡中国的第五号要求，而且其他条目中的内容也多有删除。最终，所谓“二十一条”其实只签了12条。
签是签了，但是袁世凯不会那么规规矩矩地照办。比如，他曾与人说：“购地租地，我叫日本人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日本人一走出附属地，就要遇到生命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也只是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那权力却在我手里。其他各条，我也都有破坏的办法。”
袁世凯死后，北京历届政府都拒绝承认“二十一条”的有效性，因为此系日本强加给中国的单方面条约，不合国际准则，而且未获中国国会和政府的正式同意。一战结束后，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中国都要求改订“二十一条”，甚至全部废除。
所以，“二十一条”不但在事实上未曾真正实行，就是在名义上也从来都不曾合法过。
值得关注的，还有胶州湾。谈判伊始，中方即向日本提出，待条约签订，日方当归还胶州湾给中国。“五七通牒”的附加说明中还说，“中国政府如能承认此次最后通牒要求之各项，则日本政府……交还胶州湾之声明，依然有效”。“二十一条”签订后，中国如约收回了胶州湾。
众所周知，“弱国无外交”，当时的中国，面对日本能够据理力争，最终迫使其让步，将损失减到最小，这虽然不能说是袁世凯政府吹嘘的“外交胜利”，但至少没有失败。对于“二十一条”的谈判，唐德刚先生说中国政府应付“还算得体”，此评价当是公允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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