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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李斯和秦始皇的专制默契
一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置酒宴，举办招待会。这次官方的正式聚会，估计参加者众，文武百官想必尽数出席，连70位博士也都受邀到场。只是这场气氛热烈的招待会，在进行中有些不愉快，恐怕连秦始皇本人也没料到。
仆射周青臣领头趋前颂扬说，从前“秦地不过千里”，完全仰仗“陛下神灵明圣”，才平定海内，四方“莫不宾服”；把诸侯国改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您的威德，自古到今谁人能比呢？这个马屁拍得很到位，秦始皇很受用。
没想到，关键时刻杀出了个淳于越，他当面向秦始皇表示了不同意见：殷、周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靠的是分封子弟功臣，来辅佐自己。如今陛下虽然拥有天下，但您的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现像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谋杀君主的臣子，靠谁来救援呢？凡事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还没有听说过。周青臣当面阿谀，只能加重陛下的过失，这人不是忠臣。
秦始皇闻言后什么反应，史书中没有记载，唯一的记录是“始皇下其议”。历史又一次把发言权交给了李斯。果然，李斯一言，满座皆惊—“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笼统言之，李斯的发言内容大体如下：首先是阐述自己的认识论，即对历史时势的认识，突出“与时俱进”的史观；其次，强调制度和政策的现实必要性，通过对时局的分析，批判复古派；接着，上纲上线，话锋一转，开始咄咄逼人：“儒生之所以要效法古代，目的是以此来诽谤当世，惑乱民心。”分析、评价、定性，李斯在铺垫之后，提出了惊世骇俗的焚书建议。
不过，李斯的系列化主张，可能并非全是在宴会上的言说。很大可能是，他在这次酒会上，只是旗帜鲜明地批驳了淳于越的复古观，并指出其危害性，而具体的焚书建议，则是事后深谋远虑的结果。
对于宴会上的复古言论，李斯在事后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不再追究；二是高度重视，组织更加猛烈的批判；三是乘虚而入，让斗争全面升级。
李斯在秦国政坛属于步步为营的“不倒翁”。他出于吕不韦的门下，却能够成功地摆脱吕党的牵连，获得秦始皇的信任与重用；以楚国游士的身份入秦，却能度过逐客的危机，步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这一切，除他本人的才干之外，还得益于他的远见、谨慎和对时机的判断与把握。
然而，李斯的深谋远虑，何以引发一个被后人口诛笔伐的恶劣事件？对李斯的焚书奏议，秦始皇大笔挥“可”，是否可以作为秦朝政治走向文化专制乃至全面专制的标志？焚书事件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注意的原因？
二
围绕分封制还是郡县制，朝堂之上的制度之争，这不是第一次。早在八年前，秦始皇完成统一之初，朝廷就为此展开过讨论。那一次是由丞相王绾提出分封建议而引起的。王绾认为，燕、齐、楚地处偏远，如果不在那里设王，就无法镇抚，所以向秦始皇提出了立各位皇子为王的奏议。
秦始皇不置可否，把议题拿到桌面上让大家讨论，结果“群臣皆以为便”。可见，分封一派在当时的秦国政坛是占优势的。但是，廷尉李斯不以为然，他以周的衰亡为例，旗帜鲜明地向秦始皇表示，分封之法不可取，因为分封会带来彼此之间的征战。这是李斯提出否定的要点，也是他进行论证的逻辑起点。秦始皇对此深表赞同，以设立36郡的创新制度，结束了第一次朝堂上的制度之争。
但这一次的制度之议画上句号，不等于说分封的强大声音从此烟消云散。
今天，我们也许很难明白，王绾的分封之议为什么会在秦权贵大臣中有如此巨大的市场。一个似乎是“倒退”甚至是“复辟”的制度，为什么会有众多追随者？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大臣们的心里都有一份王绾式的担心，那就是统一后的秦帝国地域过大，边远地区天高皇帝远，局面不大容易控制；再一点，就是分封制搞了那么多年，有一套完全可以借鉴和参照的运作模式与制度规定，足以在各个阶层尤其是公卿大夫阶层形成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基因”。
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秦帝国虽然消灭了诸侯，但是凶悍的利剑与铁蹄无法消除诸侯在人们心中的影响。何况，丞相王绾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复古派，他只是一位非典型的分封制设计者。因为他的分封主张，是对局部地区的分封，是为了安抚边远地区而采取的制度化安排。这种主张并不是周朝分封制的翻版，而是一种带有混合并行意味的新制度—以郡县制为主、分封制为辅的制度，大体类似后来西汉推行的郡国制。
然而，王绾提出的制度设计到底是怎样的，他提出来的让皇子为王究竟是为多大权限的王，由于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一个庞大的帝国，一个天下一统的河山，从战火中突围出来，一下子来到人们眼前，来得太快，让身居高位的王绾还来不及考虑未来国家制度的具体细节。
相比王绾，李斯不仅是鲜明的革命派，更是注重细节的行政干才，一位思维缜密的务实官员。从他身为小吏就痴迷帝王之术的成长经历可以判定，他为天下归一这一天，等待并准备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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