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在武陵，深处是铜仁——关于“桃花源”原型新说

摘要：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尤其是从开发情况、历史事实、地理方位、水系分布、自然生态、文化传承、社会生活图景、语系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创作原型是贵州铜仁。

 

关键词：桃花源 武陵 铜仁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桃花源，到底在哪里？有的说这是作者的幻想和希望，不是实指某个具体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是类似于海市蜃楼的虚无飘渺的东西。应该说，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更相信，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的桃花源，是有其原型的。因为文学来源于生活，陶渊明不可能凭空创作《桃花源记》。那么，桃花源的原型在哪里？我的回答是——“桃源在武陵，深处是铜仁”。

一、桃源在武陵

 关于《桃花源记》的创作原型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先后有3O多个地方在“据理力争”。比如有的说桃源在云南坝美村，那里方圆3O平方公里，四周群山环绕，地势险要，村中人员进出大多选择村头和村尾的两个水洞。这里的自然环境很像《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有的说在江西康王谷。因为据宋《南康军图记·记游集》记载：秦灭六国后，楚康王熊绎被秦国大将王翦追杀，逃进谷中，顿时雷雨大作，阻断追兵，康王才得以逃脱。从此深居谷中。此说与《桃花源记》中“先世避秦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颇为相似。还有的说在北方的弘农，或洛水上游。其理由是，1936年，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发表了《桃花源记旁证》一文，质疑公认的“南方武陵说”。他认为：“真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或洛水上游，不在南方的武陵。”有的说在北京市与天津市交界处的盘山（即北京市平谷县和河北省蓟县的盘山）。原因是，三国时的田畴曾在这里避难并曾经建立过特殊形式的社会，陶渊明慕其为人，曾来过这里，寻访其事迹。王瑶先生在编注《陶渊明集》时，也有类似的注释：“《三国志》记田畴入盘山之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其事与《桃花源记》相近似，是陶渊明社会理想的寄托”。所以不少人也因此称盘山为“桃花源”。 目前，安徽黟县赤岭村的桃花源也炒得比较热。其依据也是安徽黟县“桃花源”的所在地赤岭村的地理环境与《桃花源记》中的描写极为相似。比如要进入村子，人们必须沿着一条溪流到渔亭，穿过绝壁下桃源洞，方能达到盆地。而且，内中情景，也多与陶文相似。另外，赤岭村还是陶渊明次子陶俟之后一脉的迁居地，陶氏一脉已在此地悠闲自在、安宁恬静地生活了千年之久。

关于“桃花源”的原型问题，我非常赞同冉庄在《重庆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发表的“‘桃花源’ 原型探究”一文中所说的：“即使江西的康王谷与河北盘山的景观与陶诗所描写的景观有些相似，但是，诗人遇到的捕鱼人一定是来自江西或河北的，为何诗人要把他写为武陵人，岂不张冠李戴”、“历来各家的种种推测，其主要原因是不了解、不相信武陵山区真的有《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洞和如此封闭的社会现实、社会生活。试问，陶翁所定的材料如若照王瑶先生所说，是得之于西北军佐的传闻，那么何必要记为武陵‘捕鱼人’，西北有的是天山等大山，何必加上武陵。此种纯属猜想，显然不切实际”。“ 事实上，‘桃花源’只能在武陵郡中”。

说桃源在武陵以外的地区确实是没有理由的。相似的地方很多，不说相似，哪怕就是与《桃花源记》描写的完全相同，也不能够说就是《桃花源记》创作的原型。说桃源在云南坝美村和在江西康王谷等地，其依据都仅仅是相似。那法国也有和桃源相似的地方--安锡，是不是也说《桃花源记》创作的原型在法国，那岂不荒谬？至于说桃源在北方的弘农，或洛水上游，也只是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记》纪实成分是依据随军的戴延之等所看到的材料而写成的。《水经注·洛水篇》也有关于戴延之随军的记载：“其山四绝孤峙，上有坞聚，俗渭之檀山坞。义熙中刘公人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军届次而返。竞不达其源。”也就是说，戴延之并没有到达上洛。陈寅恪说桃源在北方的洛水上游，也只是推测，没有史料依据。同时，陈先生列举出的许多证据大多也只是孤证或旁证，但要完全驳倒他，一一找出反证，则又比较困难。但是，关键还是前提，学逻辑学的都知道，前提不存在，什么都无从谈起。

那么，《桃花源记》创作原型的大前提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桃花源记》创作的原型是不是在武陵的问题。如果能够证明《桃花源记》创作的原型是在武陵。那就排斥了所有非武陵的说法，也就是说，所有关于《桃花源记》创作的原型不在武陵的说法都是没有必要讨论的。

 从《桃花源记》里的句子——“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便可得知，桃花源就在武陵。捕鱼的是武陵人，发现桃花源的是在武陵这个地方的武陵人。难道对这段文字所包含的桃花源在武陵的信息也有怀疑？就算我们今天的人对古文的理解和古人自己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王昌龄在《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中的“先贤盛说桃花源，尘忝何堪武陵郡”、 王维在《桃源行》中的“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裴迪在《送崔九》中的“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晨” 李白在《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中的“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陆游在《小艇》中的“清晓长歌何处去，武陵溪上看桃花”等诗句，以及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古代知名人士关于桃花源就在武陵的观点，怎么理解？难道他们对《桃花源记》也没有读懂？他们的理解也出现了差错？所以，我以为桃源在武陵是可以怀疑但谁也推不倒的结论。如果连陶渊明自己在《桃花源记》写得清清楚楚的“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等文字所包含的桃花源就在武陵的观点都还站不住脚的话，那就没有事实可言了，也就无所谓真理和谬误了。

至于有多个武陵之说，倒是应该讨论的。《辞海》对“武陵”一词的解释很单纯明白：武陵是地名，一是指武陵郡，二是指武陵县。因为晋代湖南有武陵郡，郡下设大庸县；湖北有上庸郡，郡下设武陵县。而且，据《竹山县志》记载，在历史上曾经称为武陵县的又有两个：一个在湖南的常德市，一个在湖北的竹山县。但《桃花源记》所叙晋太元年间，中国版图上叫“武陵县”的则只有一个，那就是竹山。竹山古称武陵县。属汉中郡，在秦朝就有了。晋时，武陵县属上庸郡。而竹山境内的堵河旧称武陵河。河中峡谷至今还叫“武陵峡”。据历史线索显示，《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确实很难弄清是武陵县人，还是武陵郡人。但是查“武陵郡”一名的历史沿革，据《汉书·地理志》载：自西汉高帝五年（前202年）设置，沿用至唐乾元元年（758年），历时960年，以后不再使用。其所辖地区，先后改称朗州、鼎州、常德军、常德路、常德府。《隋书·地理志》载：“武陵县”一名，自隋开皇九年（589年）才设置开始，沿用至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历时1324年。“武陵”一词，在唐以前一般是指“武陵郡”。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此武陵人当是“武陵郡人”。晋孝武帝《征武陵袭元之19》、晋胡济（尚书郎）《荐武陵伍朝疏20》、六朝刘潜《为武陵王谢赐弟启》中的“武陵”，也应是指“武陵郡”地区。因“武陵县”之名，此时还不存在。唐以后至清末，一般才是指“武陵县”。 这就与《竹山县志》记载的竹山在晋太元年间就已经被称为武陵县有比较大的出入，这到底是《竹山县志》的记载准确呢？还是《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准确？还值得进一步考察。但是，无论唐以前或唐以后，在文人笔下，仍时有把原属于“武陵郡”的湘西北大部分地区，含贵州铜仁，习惯地泛称“武陵”。不过，不管是湖南的武陵郡还是湖北的武陵县、竹山县，都是在武陵地区。从《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情况来看，武陵决不是一个小地方，一定是一个比较宽比较大的地区，就是桃花源也不是一个小地方。为什么这样说？有两点理由：一是根据“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的描述，可以推断，去桃花源的水路是比较远的，因为武陵渔人到桃花源，要“沿溪行”，还要途经人迹罕至的原始林带，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地方，然后才到达桃花源，桃花源就坐落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山区里。因此，才会出现“忘路之远近”？二是根据“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的记载，既然“处处志之”，而又“寻向所志”，最终还是“迷不复得路”，也可以推断，其所活动的范围，是相当广，否则打了标记，怎么还会忘路？此两点都说明，武陵地区的区域很大很广，武陵应该是指武陵郡和武陵山区而非武陵县和竹山县。因此，我比较赞同这样的看法：武陵，在晋代，是一个泛称，可以指武陵郡，也包含武陵山脉。至于《百家姓书库·顾》附录《宋代百家姓及郡望》中说“顾姓郡望”是武陵郡，实在有些“离谱”。不过，自古以来顾姓与“武陵”二字有联系的确是事实。比如据明·戴廷明《新安名族志》载，有汉朝济阳武陵伯顾杰（“武陵伯”仅是封爵名称，人不一定到武陵任职）。张学群等《苏州名门望族》引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中说：“兹读任昉《述异记》云‘武陵原在吴中（苏州府的别称），山无他木……’，是则武陵云者即吴中之代耳。……湘中有武陵而吴中亦有武陵，是可异也。”任昉，南朝齐、梁人，这说明，任昉之前苏州就有“武陵”之地名。但是据72世顾双进在《“武陵顾”与湖南古武陵郡无涉》考证：顾姓，一般都承认自己是“武陵顾“，古家谱叫《武陵宗谱》、《武陵氏谱》，祠堂称“武陵祠”、“武陵堂”，春联写有“武陵世泽”、“武陵遗风”等字样，甚至连家里的器物上也有“武陵顾”三个字。顾姓与“武陵”在历史上是紧密相联的，此“武陵”即指苏州或苏州武陵溪一带地区，与湖南古武陵郡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