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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起“温州事件”看中国的社会病
4．病源：专制与奴性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通过对反犹主义以及两种极权主义实体的分析（纳粹德国和斯大林苏联），尽管找到了极权主义产生的人性根源——人类的孤立和孤独，但并未针对不同的民族性进行分门别类的具体化分析。笔者认为，极权主义与那么多民族产生过结合，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高棉人、古巴人，甚至还有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但都没有与中华民族的结合来得紧密、来得顽固。这不是偶然现象。
自由派学者一向不认同中共的通稿——“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近几年掀起的“潜伏”类红剧的热潮中，一些学者又把毛打败蒋的原因归结于中共“潜伏”工作做得好。这其实仍旧停留在工具化的研究模式上。在犀利公看来，深层次的原因是：极权主义与中华民族具有更多的亲和因子，它们之间最容易产生共振。
哪一种主义能够激发国民性中最丑陋最恶毒的东西，哪一种主义就能够取胜，这是近代中国改良主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斗史，留给我们的基本结论。阴暗、虚伪、造假、说谎、自私、冷漠、缺德、内斗、互害、愚蠢、弱智、爱面子、慕虚荣、谄媚、奴性、奸性……这些人性中负面的东西，在说谎体制下，无一不得到发扬光大。而率真、诚实、自由、民主、博爱……这些人性中正面的东西，在说谎体制下，全都会受到压制与打击。林副统帅说：“说不了假话，做不了大事”。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反思道：“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假以时日，当说真话再次进入中国人的道德词典的时候，那些打官腔、踱官步、端左手拍右掌的领导们，一定会为自己以前的假而羞愧，也一定会有人发出雷日科夫式的深刻反思。
国民性中那些负面的东西，不唯中国人所独有，其他民族也存在，这是事实。但我们是否更为严重，我们是否顽固不改，这是所有希望中华民族真正进步的人士，应当理性看待的问题。
国民性中那些负面的东西，最引以为恨的当属奴性，它是两千多年专制体制的最顽固的帮凶。奴性不是天生的，它是专制统治结下的毒果。专制与奴性之间不存在鸡与蛋的逻辑纠结。专制是因，奴性是果。破除专制，奴性可改。这是笔者一向秉持的观点。
在去年五月份“N连跳”事件频发期间，几个践行人性化管理而企业却做得不怎么样的老总，曾经与笔者聊到“人性化管理”的话题。他们在痛斥富士康的非人道管理方式的同时，却一致认同两个悲哀的现实：（1）大陆员工要想获得尊严，只有两个去处，一是国企，二是外企（不含港台韩），前者靠垄断获利，无需盘剥员工；后者靠技术挣钱，已经跨越了剥削的阶段。（2）华人圈内，管理企业最成功的是郭台铭，管理社会最成功的是共产党，前者管100万人，后者管13亿人。郭老板把工人视作工机，在规模宏大的工业园内实行美丽的囚笼式管理，宁肯为与志林跳一曲而一掷亿金，也不愿给工人加薪一元。共产党把人叫做“人民”——剥离了思想的人口集合体，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实行“被幸福”的和谐式管理。二者共同的管理特点是去人性化，他们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抓住了国人人性中的弱点——对高压的习惯性屈服。吴思先生在推导血酬定律、归纳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时，用了许多旧时的实例，其实，相较于大陆现代企业和政体，那定律和规则也是成立的。
专制的政体与奴性的国民，是中国病源的一体两面。至此，我们可以尝试为“中国病”下个定义：在专制体制下所形成的全民性系统性的社会溃败。
5．药方：民主与自由
在颇为热闹的“中国模式”论战中，有人反问：病都没治好，哪来的中国模式？
对于这样一句常识性问话，擅长“从政治制度上”看中国总会成功、看中国能够超越美国的胡鞍钢先生，是不屑于回答的，他认为，中国没有病，好着哩。犀利公想借网民一句话赠予他：看谎言能支撑你到几时？
毛泽东是聪慧的。对于中国病的治疗方法，他有非常灵验的药方。1945年，他在与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问答中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当然，成功以后，毛收回了药方，换上了另外一副方子。康生对这副新方子有过精辟的解释：“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
布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布什先生说的是民主与自由。民主可以将统治者驯服，自由可以使民众直起脊梁、祛除蒙昧。这就是治中国病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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