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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八百壮士幸存者求办医保遭拒:你去台湾吧

作者:吴志维 来源:《羊城晚报》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23日 点击数: ( 字体: )

 
 
5 .越狱越狱再越狱
 
“几十个日本宪兵轮番打我耳光,脸肿得像馒头,鼻血长流,还有刺刀逼着,骂我大大的坏。”杨根奎说,宪兵队长单独审讯,问我为什么要逃跑?我想,大不了一死,也就毫无顾忌地声讨战俘营的非人生活。宪兵队长听了勃然大怒,却把火发到煤矿经理田中身上。之后,战俘们的日子略微改善,我休养几天后,又开始劳动。
 
第二次越狱发生在半个多月之后。发起此次越狱的是524团的机枪连连长雷雄。收工返回战俘营的途中,经过一段没有铁丝网封闭的铁路时,突然有人喊“快跑”。杨根奎将他前面的满洲兵打晕,夺了三八步枪撒腿就跑。但他发现枪里居然没有子弹。后面有炮楼上的机枪扫射,逃跑的人相继倒下。杨根奎扔掉枪,趴下躲避子弹。等到枪声停止,已没了再逃的机会,只得回到了战俘营。
 
晚上点名,日军认为他上次被打得半死,这次估计没有胆量再跑,也就没有追究。这次成功逃脱的人中,就有杨养正。杨养正得到附近新四军的救助,辗转回到重庆。
 
不久,杨根奎等被送到南京浦口煤矿,管他们的工头正是在524团当过传令兵的谢友杰,他在淞沪会战初就离开部队回了家,他答应帮助杨根奎逃出去。一天,南京遭到盟军和中国空军的联合轰炸,炸坏了长江上两艘渡船中的一艘。为了抢运煤炭,日军要战俘通宵加班。天全黑了的时候,谢友杰来找到杨根奎,说:“给你们准备好了。”这次准备逃跑的四人是:杨根奎、第二连连长邓英、第二排排长曾国良和其他部队的一名勤务兵张铁久。四人藏在谢友杰两口子睡觉的大床下面。大床下面挖了坑,周围的床单垂下。
 
6 .谢晋元纪念章的荣耀
 
日军发现少了人,便四下搜查。待到日军走远,四人便爬了出来,吃过香喷喷的蛋炒饭,谢友杰发给每个人好几百元汪精卫伪政府的“储备票”,给杨根奎一个战俘工头专用的袖章,让他们出去后到浦口坐火车前往石泉县,找游击司令部。
 
四个人越过铁丝网,一路跑到浦口火车站。因为杨根奎会一点简单的日语,邓英便安排杨根奎去买了车票。检票上车都没有发生意外,车行至石泉县,上来个汪精卫的和平军盘查。和平军问杨根奎为什么带着战俘工头的袖标却要去石泉县。杨根奎谎称姑妈嫁到这里,他去投亲的。临走时,这个和平军士兵还提醒杨根奎“附近有新四军活动,注意安全”。
 
逃出沦陷区之后,杨根奎四人但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拿出“谢晋元纪念章”到沿途的部队、各级政府亮明“八百壮士”的身份,就一定会受到盛情款待和慷慨资助。
 
1945年8月10日,投奔安徽立煌(今金寨县)第十战区的杨根奎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次日,第十战区政治部给杨根奎签发了差假证(相当于通行证),每人一套新军服和几百元路费,资助他们回重庆。行至河南南阳,杨根奎遇到原川军29军副军长、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孙震。孙震告诉杨根奎,不用去重庆了,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的。杨根奎想,抗战都结束了,还是回家吧。他给家里写了封信,寄了张照片。当初一同逃出战俘营的另三人则留在孙震处效力。胡宗南得知杨根奎是当年的“八百壮士”,便亲自给他签发差假证,还发了路费5万元。杨根奎花了2万多元买了一匹布,算是衣锦还乡了。
 
7 .噩梦般的日子
 
杨根奎回到四川金堂白果场的家里,不久就订婚了。昔日的打铁营生已经难以度日,他到了成都,被录取入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之后,又在奉节遇到了原88师师长、时任16兵团司令的孙元良,被任命为127师中校侦察队长,后又任命他为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赴四川新繁上任。此时已是1949年12月。124军军长吴峻人借故未予认可。无奈之下,杨根奎又回到了白果场的家里,随即听说124军起义了。
 
家乡金堂县白果场,杨根奎用旧名字“杨耀辉”过起了昔日的铁匠生活。同村人只知道他当过国民党兵,无人知晓他的军官身份、“八百壮士”的身份。尽管如此,在“四清运动”中,他还是被划为“五类分子”。杨根奎将珍藏多年的“谢晋元纪念章”带到高板区派出所,欲证明自己虽是国军编制,却是抗战军人,从未打过内战。但此举却给他招来更大的祸患,纪念章被当场没收,人被当即关押,赶了二十多里路到派出所送饭的大儿子也被拒之门外。
 
“文革”中,杨根奎和当地的旧保长、地主一起成为时常当众表演“跪瓦砾”、“跪高板凳”的“老运动员”。杨根奎回忆起“文革”那段和裕溪口战俘营一样的噩梦日子时说:“当时最恼火(痛苦)的是,(造反派)问你‘坐快车’还是‘坐慢车’。‘坐快车’,就是让你躺在地上,拉着你的腿往前跑,背就在坑洼的地上磨,磨出血;‘坐慢车’,就是慢慢拉着走。残忍得很啊!”
 
8 .“一无所有”
 
在“打倒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把国民党的伪军官杨耀辉抓出来”的口号声中,杨根奎明白,仅仅暴露了国民党士兵身份,尚且如此,一旦暴露了自己的军官身份,不用说“223师少将副师长”,哪怕是连长排长,他也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位隐藏着昔日英勇故事和英雄身份的壮士,默默忍受着一次又一次非人的折磨。
 
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发生了。杨根奎所在大队的书记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杨根奎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杨根奎身着国军中尉排长军服,腰里别着两支手枪。面对“罪证”,身处绝境的杨根奎一口咬定照片上的年轻人不是自己。幸运的是,他只在当地使用的名字“杨耀辉”,在国军档案中始终没能查到记录,加之多年磨难让杨根奎过早地苍老,最终让他躲过了更为残酷的迫害。
 
在那段苦难而漫长的岁月中,“杨根奎”三个字,曾经成为这位“杨耀辉”最恐惧的噩梦。这让人想起南京日本投降仪式上曾担任警卫营长的赵振英,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自己也觉得那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而不敢提及、羞于提及。
 
待到那场全民族的噩梦逐渐醒来后,家人和邻居才渐渐从杨根奎的口中听到“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些昔日无比陌生的故事。杨根奎如今不必再隐姓埋名,可以自豪地讲述他的抗战故事了。但当被问及这些年来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时,回答竟是“一无所有”。
 
9 .“我是为祖国而抗日的啊!”
 
九十高龄的杨根奎,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退休金。老人有8个子女,目前和小儿子一起居住。全家有六七亩地,以种地和外出打工为生。2005年,杨根奎看到杨养正被评为“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的报道。杨养正获得的认同,让杨根奎欣慰。他尝试着找到金堂县相关部门,但他得到的答复是:“那你只有去台湾找国民党给你落实政策。”讲到这些,老人颤抖的声音中,有一丝无奈、一丝酸楚:“我是为祖国而抗日的啊!”
 
在讲述他的经历的时候,老人的假牙不时松落,他边扶正边满怀歉意地告诉我们:“这个假牙是六七年前在成都配的,不好用了,舍不得配,一直没买新的。”“还有我这眼睛,右眼已经几乎看不见东西了,这是守四行仓库时被日军使用的催泪弹熏的,老了又有白内障。”如今,杨根奎最大的心愿,是能找回当年被没收的那枚“谢晋元纪念章”。
 
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曾引用父亲当年形容二战老兵们心境的话说:“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老兵在慢慢凋零,一代抗战老兵的荣光,永不凋零。该为老兵当年紧握钢枪的手,换上一束康乃馨了!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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