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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镇反运动：让造谣者从肉体上消失
追谣、驳谣与镇反
1950年，党的领导人目力所及，都在提醒他们这个政党和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谣言关就是信任关，这一关非同小可，当时机来临，破谣需要一些雷霆手段。1950年浓缩在历史上的巨大痕迹，除了“土改”，则是“镇反”与“抗美援朝”。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颁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就此开始。但是，据学者杨奎松研究，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对镇反运动一直相当谨慎。
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在次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才指示彭真、罗瑞卿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彭真和罗瑞卿连夜赶写，在10月10日凌晨2点钟，把这个草稿送给毛泽东。
之后，《中央公安部关于全国公安会议向中央的报告》提出：“对付反革命谣言，必须实行讲、驳、追三个字的政策，即加强宣传，对谣言正面加以驳斥，以及追究谣言的来源等。除配合宣传、驳谣外，追谣主要是各级公安部门的责任。”
实际上的讲、驳、追则跟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结合起来了，镇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52年。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之后担任罗瑞卿秘书长达10年的王仲方后来回忆说：“当时敌情确实严重，不镇压不要说搞经济建设，就是政权能不能维持都是个问题。
学者李若建的研究显示，其时谣言的主要传播者是：会道门、土匪、小商贩。
鼓楼冒烟的谣言传播者，后来被锁定为北方最大的会道门组织一贯道。之后的侦破记录表明一贯道只是将流传已久的“烧饼歌”改编套用罢了。但是“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天时将变，世界大战将起”、“五魔闹中原，万教齐发，法术齐施”等谣言显然已经超出了政府容忍的底线。
北京市政府断然出击，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统一行动，130名一贯道首要分子几乎同一时间内被逮捕。据时在北京市法院工作的张思之回忆称，其时法院执笔写报告三易其稿都未通过。后来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急了，说：“算了，你们（法院）别管了，我请邓拓来写。“
邓果然是高手，一挥而就。文章开宗明义定了性：一贯道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毒害中国人民的工具（大意）。彭看后大喜：“看，邓拓同志就是比你们这些纯粹搞法律的人高明！”从此开始，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信徒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无不判了重判。随后的1951年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了题为《一贯害人道》的一贯道罪证展，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天多达4000人。盛极一时的一贯道就此灰飞烟灭。
此后的镇反运动则不断升级，从城市到农村，到处是抓反革命的怒吼。大规模的镇反，将其时树为反革命分子的五类人群即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其它半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一网打尽，还有一些流氓无产者、国民党旧军人亦遭牵连。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据学者杨奎松研究，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
谣言的传播与制造者大都在这一波的肃反中消灭殆尽。叶剑英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道：“因而民愤平了，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基层组织已经纯洁。”
信仰改造与宣传网
肉体消灭固然能使造谣与传谣者销声匿迹，但是谣言的源头仍未断绝。
“人民政府号召除虫时，农民群众就敬土地，求神灵保佑。人民政府号召积肥，作好春耕备耕工作，参加会门活动的群众就大吃大喝，互相请客。”湖北省的一份报告如是说。仅仅依靠高压统治显然不足以改变农民的信仰。
反击谣言传播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加大宣传。宣传员和读报组应运而生，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的《决定》提出，“报纸应当把建立和领导通讯员网和读报组的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
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的文件中，则提出两种办法来驳谣：一种是由党委宣传部召集宣传会议，指定党员担任宣传员向群众作宣传。一种是遇有重要的，的确属反革命的谣言发生，各级党委宣传部即与公安部门通力合作，穷究根源，务使制造谣言者受到惩办。
大量的关于宣传的小册子印刷发行，《怎样做一个宣传员》、《宣传员的经验》、《宣传员手册》都畅销一时，先后出现的新名词则是报告员、宣传员、土广播、读报组等。
在城市，街道宣传员成为主力军，山西太原市成坊街的宣传员赵锡岭不仅自己作宣传，还发展了七个宣传员，一百多个积极分子，作为自己的助手。有一次，赵锡岭到一个铺子里去，碰见一群人在闲谈，其中有一个人说黄寨村掉下一条龙，赵便问：“在那儿见来，还是听人说的？”那人回答是听人说的，赵锡岭便说：“是呀，没亲自看见怎能相信有这种事呢？”
在农村，除了办学习班，还让农民忆苦思甜，如湖南平江县采取的办法是让贫雇农回忆解放初期地主匪特的谣言，诸如“共产党共妻”，“十八岁以上的妇女要慰劳军队”，秋征时期的谣言“每人只许留二百零七斤谷子”，生产时期的“分青苗”，签名时期的“签了名就要去当兵”等等，让群众回忆这些谣言是不是事实，再追究“谁造谣”“为什么造谣”，发起了追谣运动。
中小学则成为家庭宣传的一个阵地，在天津、河北等地，发出的口号是“时刻别忘宣传”，让学生以家里的人和亲戚邻居为对象，努力地进行宣传工作。中高级同学每人都预备了一个宣传日记本。把每天宣传的情况都记在本上，每隔三四天交老师检查一次。许多学校都组织抗美援朝中心周，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批判一些混乱思想和匪特散布的谣言，发动儿童查谣和追谣。
当时报纸尚不发达，读报组的活动则是扩大宣传的最好办法。据统计显示，到1951年，全国建立起了6万个读报组，有近70万人参加这一政治活动。这一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读报组活动”一文称：“青海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在每天做'礼拜'以前，都有一点钟的读报学习。”编者在按语中说：“西宁市各清真寺利用做‘礼拜’的时候读报，既不妨碍宗教信仰的自由，又加强了教徒们的政治教育。这种方法值得各地普遍推广。”
一张巨大的宣传网由此铺展开来。
1950年开始搭建的巨大的宣传网的触角一直深入到农村的每一个小队，城市的每一个工厂和街区，宣传员的任务要以谈话、传递消息、读报、收听和传布人民广播、书写和绘制宣传性的文字图画、编辑墙报等方式，经常向自己周围的人民群众进行关于国内外时事、政策、任务，以及生产劳动的模范经验的宣传解释，批驳各种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的作者，不无感慨地说道：“数十年后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可以看到它在1950年形成时期的样子。二元化统治支撑着中国的社会舞台，处在前景突出地位上是一些这样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其背景是党——它无处不在。”
正是这些组织支撑起了宣传网的巨大骨架，到1951年12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宣传员192万多人，党的报告员5万多人，人们把报告员和宣传员叫做“问事处”、“思想大夫”和“毛主席的传话人”。追谣、查谣与强大的宣传形成了立体的攻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扫荡了谣言所带来的阴影。
一种新的信仰逐渐形成，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至少印刷了两百万册，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认真学习这本书，未来30年这种语言将一统天下，重新构造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在农村破除封建迷信观念的同时，农民则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信仰--视毛泽东为大救星，他们将过去对神灵的崇拜，转移到使之获得翻身解放的毛泽东身上。据学者潘光旦考察，华东区江苏、浙江、安徽省等省完成土地改革的广大乡村中，“农民们在土地改革运动和学习中提高了觉悟，纷纷撕毁菩萨像，换上毛主席像”。有的地方，甚至因为抢不到毛泽东像而发生争斗。
谣言散去，破谣模式则渐渐确立。
“镇反”渐渐转化为之后的“严打”，每当社会治安恶化、人心惶惶之际，以震慑为目的严打总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一切，而“全民运动”的网络化模式则将中国人逐渐套入一个巨大的网格之中，激起的波浪起伏则令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逃脱。
（本文部分参考杨奎松《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侯松涛《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新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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