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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胳膊少腿儿：短命的“第二批简体字”
繁简之争，是近几年社会上的热门话题。无论是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提出恢复繁体字，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在两会正式递交关于繁体字的提案，还是马英九先生倡导“识繁书简”，都让网友们为简体字、繁体字哪个更好争论不休。
这里我们不讨论繁简这两种字体的优劣，而是回顾一个我国汉字简化历程中被否定的产物——“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曾经，我国的“副总理”被写为 “付总理”；曾经，发展的“展”字是尸体的“尸”字下面加一横。这种“超简化的”字体，仅仅试用过半年就被叫停。
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它需要保持稳定，不是一块抹布，可以随便拿一块新的就扔掉旧的。或许“二简字”能对繁简之争带来启示。
1978年初中世界地理教材。几个被标注的二简字分别为“缅、泰、部、面、藏、壤”。
【起因】汉字继续简化是路线斗争需要
毛泽东：汉字简化最终目的是汉字拼音化
为普及教育和方便书写而对汉字进行简化，自清末到民国，想法由来已久。但直到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才从此正式揭开了汉字简化的序幕。总的来说，尽管有得有失，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是总结了前人经验、谨慎梳理了古代俗体简体字形而出台的，经历数年试行，1964年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这个总表收录了2235个简化汉字，成为目前通行的规范汉字的来源，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随着新华字典等工具书的普及，以及《红岩》《青春之歌》等简体字小说的大量发行，这套简体字开始被广泛熟悉。当文革时期数上亿册的简体字版《毛选》《毛语录》的印刷发行后，简体字在中国大陆已经几乎是无人不晓无人不识。然而即便如此，简化字的脚步并未停止下来。事实上，文字简化并非文字改革的最后目标。毛泽东在1951年就曾经说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许多文字专家深信这一点，而继续简化，有利于在过渡时期减少汉字在使用上的困难。
从学术问题变为政治问题：反对汉字改革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另一方面，与那个年代其他的事物一样，汉字简化这个具有很强学术性的问题，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原因在于，简化字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其来源也是人民群众的智慧，代表着“工农阶级先进文化的方向”，为此还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曾经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借题发挥，大肆攻击。”
“刘少奇一伙，继承了尊孔复古的反动衣钵，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大放厥词，胡说什么简化汉字工作‘将来是要吃大亏的’。他们对群众创造的简化字看不顺眼，横加指责，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反对汉字改革，实际就是反对工农兵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至此，不管是基于汉字拼音化的愿望，还是政治上的实际需要，对汉字的进一步简化可谓是理所当然的。
寻找“二简字”：从“在古代俗体字中找”到“在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找”
经历过文革初期的冲击，在林彪叛逃以后，文字改革委员会重新开始了工作。可是继续对汉字简化，却显得困难重重。编定第一套简化字的时候，简化字的来源主要是古代的俗体字，有的俗体字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前，特别在宋元以来的抄本、刻本和碑本中较为常见。再想找这种古代俗体字，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只好从“群众的创造”中找流行的字。
1972年，著名学者郭沫若在《红旗》刊文谈如何寻找简化字：“从事文改工作的人，应该经常注意民间的简化汉字，吸取其可取者而随时加以推广。国务院所颁布的简化汉字，是应该随时增加的。”“遵循毛主席教导，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于是，文字改革委员会出台了制定“第二批简化字”的原则——“广大群众对汉字进行的简化，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创造精神和丰富的智慧。从事汉字简化工作，就是要总结群众创造简化字的规律，应用群众简化汉字的方法，在广泛搜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的基础上，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收集的资料，主要来自文字改革委员会1972年各省、市、自治区征集的新简化字材料，推荐的新简化字材料，以及群众来信中提供的新简化字材料。然而，这些所谓的新简化字，很多只是来自各地人们“大字报”里的创作，为简化而简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约定俗成机会，不是成熟的俗体字。
周恩来：这次为什么简化这么一点
经过三年整理研究，在第一次简化字的基础之上，1975年5月，由叶籁士领导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反复敲定了111个新简化字，报送国务院审阅。四个月后，国务院办公室转来周恩来的批示：“第一批已经公布这么多年了，这次为什么简化这么一点？”
总理的埋怨让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叶籁士如坐针毡。这111个字，是经过反复挑选的，群众已经使用的字，如果再增加就只能生造了。但总理的指示又必须要执行，于是方案又进行了近两年的修订工作。1977年5月，委员会修订后的草案再次报送国务院审阅，此时草案光第一表就有了248个新简化字。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均已去世。五个多月后，国务院批示：草案可在《人民日报》及省一级的报纸上发表，征求各界意见，其中第一表的字，自草案发表之日起即在图书报刊上先行试用，在试用中征求意见。第二表收录了605个新简化字，推出后仅供讨论，没有直接实行。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及各省级行政区一级报纸发表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人民日报第二日起即开始试用，这就是所谓的“二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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