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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是谁：毛泽东为何称他为“顶头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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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我一怔，怎么，还有毛泽东？心想，五四运动时期，张申府和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同为《新青年》、《每周评论》的编委，他又与李大钊等人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到欧洲后还成为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又与蒋介石、廖仲恺共事来往，中国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中国现代史上两大政治对立集团的领袖人物，都和眼前的这位图书馆研究员共事交往过，张申府这种“全方位”、“立体式”的人生履历真令人惊诧。
●告辞张申府出来后，我走在他家那条僻静的胡同里，行人稀少，天空已有不少眨眼的小星星，路灯把街边的树木变成奇形怪状的图案洒在路面上，晚风迎面吹来还有些寒意。人生际遇的感慨悄然袭上心头：人生的差异竟如此之大！
●当年在欧洲有同样的追求，同样的信仰，同样的行动的几个热血青年，张申府、周恩来、朱德，30年后，其中一个成为几亿人口大国的开国总理，闻名世界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另一个则是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元帅，声名赫赫的开国元勋；而那位在北大图书馆和张申府一同工作过的湖南青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洪亮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震动了全世界。
●张申府先生呢，这些巨人的老同事、老熟人，却在北京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守着一堆泛黄的古线装书。张申府何以如此衰微呢？
1920年10月，张申府和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曾不乏幽默地称他为“我的顶头上司”。然而，似乎多数青年人没听说过这位“大人物”——张申府。
最近，我向一家人物杂志的编辑提及写关于张申府文章的苦衷：他是政治家？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知识分子？或是被民盟开除的“另类”？这位年青的编辑反问我，张申府是谁？他做过什么？
拜访张申府开了眼界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曾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1984年5月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开幕前夕，一个偶然的机会，民盟中央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现职”政协委员、91岁的张申府今天下午要到机关来，他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后来“退党”了，参加了民盟，20世纪40年代末发表一个“声明”犯了错误，为此民盟开除了他，他的老伴刘清扬也为此和他离婚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员，1957年反右时，他被划为“右派”，现在倒是“摘帽了”……近两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过去，我只听说过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周恩来是何等伟大的人物，他怎么会有入党介绍人？并且，这个介绍人退党参加民盟后还被开除了？并且，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张申府最后变成了图书馆研究员？并且，他还健在！？
不可思议！
那天下午，我在政协机关的院子里终于见到了姗姗来迟、坐在轮椅上的张申府，我的两个同事小心翼翼地推扶着他。坐在轮椅上的张申府鹤发童颜，神态安详。我急忙走上前去，帮着同事们推扶着坐在轮椅上的张申府。在他进办公室和老同志谈事之前，我怀着崇敬夹杂而又着几分疑惑的心情，特意和几个同事站在张申府身后与他拍照，合影留念。
下班回到家中，我向父亲说起了今天的“奇闻”，父亲听后淡淡地说了一句：“1937年底,我和张申府、沈钧儒、李公朴等几个人在汉口办过《全民周刊》。”
没想到，张申府还是我父亲张仲实的老同事。
我决心去拜访这个神秘的“介绍人”和这个“老同事”。打听到张申府年迈体弱，一般情况下常在家里，1984年5月的一天下午，几经周折，我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西侧的一条僻静的胡同里找到了张申府的家。
那时已是下午4时了。那是一个破损的北京老四合院，大门沿街敞开着，门上的漆皮大部分剥落。我向院子里探头看了看，院子里杂住着三四户人家，小院很静，静得有点悲凉。
我迟疑地站在院子大门前，心想这是张申府先生的家吗？
我鼓起勇气走进院内，连问了几声。北房住所的门口，走出来一位身穿花呢服的老太太，她招呼我走进屋内，看来，她是张申府夫人了。
走进屋内，我看到客厅正中的墙上，挂着直顶到天花板的一大幅国画，上面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寿星，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捧着一个硕大的仙桃。在画的侧面放着一排书柜，里面有一部分是泛黄的古线装书。
我正欣赏那幅国画时，张申府从里屋来到了客厅。
他穿一身黑色中山装，头发花白，精神蛮好，那双黑眼睛在塌陷的厚眼皮下来回地转动，显得有点儿神秘。倒是他那宽大的脸庞和厚嘴唇给人一种憨厚踏实的感觉。他个子较高，有点驼背，不戴眼镜，却有一副学者的气质。
我说明前些天在政协机关的院子里见过他，今天来此目的是想听听他对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有何看法，以做些采访报道。当然，我打探他那“传奇般”的经历是主要目的，不过不好明讲罢了。
张申府客气地请我就座，但他举止拘谨，好像不大会应酬人，又似乎躲着什么，他只是对我连声说“喝茶、喝茶”。如果我不开口，他是不会先说什么的，这倒使我有点不自然起来。
“听说您很早就认识周总理了？”寒暄了几句话后，我有意拿这句可能使他感兴趣的话题做引子。
果然，张申府眼睛闪过一道异样的光芒，他呷了一口茶说：“我是1920年8月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和周恩来认识的。当时是五个青年进步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决定‘改造联合’。周恩来代表天津‘觉悟社’，李大钊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那时期，李大钊和我正酝酿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听政协的同志说，您很早就加入党组织了？”
“是啊！”张申府兴致来了，他骄傲地叙说着自己的历史，在我的面前展示了他非凡的青年时代。
“五四运动时，我是北京大学的讲师，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每周评论》，还担任过《新青年》编委。那时李大钊、陈独秀是北大的教授，也是这两个刊物的负责人，胡适也是这两个刊物的编委，我和他们很熟。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来，经过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找到李大钊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找陈独秀。1920年8月，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你和李大钊可以谈成立党的问题。9月中旬，我因罗素来华讲学专程去上海迎接他，在上海我就住在陈独秀家，我们两人就筹组党组织事宜多次交换意见。回京后李大钊和我就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我们发展了张国焘，张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第三个成员。”
“后来您去了法国？”我问他。
看到我全神贯注地在倾听他的讲话，张申府似乎很是惬意，侃侃而谈:“1920年12月，我和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几个人同船去法国。我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被聘为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的教授去教逻辑学的。那时，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均已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临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委托我在法国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张申府说，周恩来是1920年12月去法国的。1921年1月，他在巴黎首先介绍刘清扬入党。紧接着，他和刘清扬又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当时入党手续是：他和周谈话后，即写信向陈独秀报告。这年春天，他和刘清扬在巴黎结婚，由于周恩来和张申府夫妇在国内就相识，特别是周恩来与刘清扬同为天津“觉悟社”的战友，周恩来他乡遇故知，十分兴奋，常去他们住处，对各种问题进行热烈地讨论。
不久，由上海又来了两个党员，赵世炎和陈公培，他们两人都是在上海入党并由陈独秀介绍来巴黎的。这样他们5个人（张、周、刘、赵、陈）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立后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出油印刊物《少年》，张申府为编辑，周、赵撰稿。第二件事是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个组织在1923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是书记。
“那时您对周恩来是什么印象？”我问道。
张申府说，在法国他住在巴黎大学对面的一个旅馆里，常去大学听课，内容是数学、哲学、逻辑学，其余时间自己做功课。而周恩来在巴黎主要是搞革命活动。在张申府的记忆里，留法期间的周恩来，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工作勤奋，团结同志，在留学生中有极高的威信。
张申府说：“1922年2月，我和周恩来、刘清扬一起坐火车去柏林，建立柏林支部。在德国期间，我和周恩来一同介绍朱德入党。朱德要求入党时，是我和他谈的话。当时朱德在国内已是颇有名气的将军，但他不远万里来到柏林追求进步，为人非常谦虚诚恳……”
说着，张申府起身从里屋拿出几张有点褪色的保存多年的相片给我看：
一张是1923年在德国柏林，4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赵光宸，站立在参天大树下的合影。
另一张也是在柏林，是张申府与朱德等七八个“柏林支部”同志的合影照。照片中的人物分成前后两排，张申府和前排的几个人相互面对面地坐着，都把脸整齐地一同侧向照相机，这种集体合影照颇有点味道，照片中的张申府戴着一副眼镜，眉清目秀，很斯文。
还有一张，那是1919年在国内，张申府和好友李大钊、梁漱溟、雷国能4人同游北京中山公园时的合影……
看着这几件“证物”，我感觉身上涌起阵阵热流，禁不住对张申府先生肃然起敬。
张申府告诉我，1922年底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时，其负责人是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张申府，下设旅法、旅德、旅比三个支部。他还愤愤地说，旅欧少年共产党中的头头任卓宣（叶青，后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很坏，1923年在巴黎召开的旅欧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把他给开除了，但是共产国际很快给他平反了。
张申府回忆说，1923年底，他途经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时，曾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赵世炎处住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他听过那时声誉很高的联共（布）党内的理论家布哈林的演说，并见到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维经斯基对他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他还见到了被孙中山派赴苏联的考察团团长蒋介石、副团长张太雷。蒋介石得知他在法国的活动后，对他十分客气。
“您还在苏联见过蒋介石？”我惊奇地问。
“是啊，是啊。”张申府一脸不屑回答我问题的样子。
张申府接着说，1924年春节，他回到北京，李大钊希望他去广州，说现在国共合作，广东正需要人，于是，他先到上海见陈独秀，陈和他彻夜长谈关于国内外的形势和国共合作等问题。
1924年2月他到达广州，受到国民党要人的热烈欢迎；并参与筹建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工作，因为他是当时从欧洲留学生中第一个回来的“左派”。在廖仲恺家里，廖要他推荐国外留学生中有才能的人，他开了一个15人的名单。
张申府对我说，他开出的人名单中第一名是周恩来，他还要廖汇去回国的路费，因为周恩来等人在欧洲生活很拮据……
张申府还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我在广州身兼四职：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孙中山任命的；广州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还给蒋介石当德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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