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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生谢玉璧：留在我们灵魂深处的痕迹
谢树秋1986年抄写的为父亲平反的判决书
模糊的父亲
对谢树秋来说，他并不愿多提“黄埔军校”这4个字。他感慨道：“我父亲如果上的不是黄埔军校，也不会这个样子。”
1958年的秋天，当时7岁的孩子目睹了父亲接受管制的场景。父亲每天跟在犁后面，拣犁出来的红薯。白天还有人专门看着，防止爱面子的谢玉璧自杀。
但农历九月的一个早上，王兴荣久久不见丈夫，便问女儿谢树英，“你爹人呢？”
“俺在家里找了一圈没找着人，找到了他给俺娘留的遗书。”71岁的谢树英回忆道。她清楚地记得，遗书上写着：“小周（谢树秋乳名）他娘，你是个苦命的人。我死后，你把我埋得深深的，不要影响社会主义拖拉机犁地。也别烧纸钱，把钱省下来给孩子们生活。”
把遗书交给母亲后，谢树英在屋后大坑边的桃树上，看到了吊在上面的父亲。
谢树秋当时正在李兴小学一年级教室里上课。比他大3岁的一个堂哥，把他叫了出来。“他告诉俺，俺大死了。俺当时就哭了，觉得自己没大了。”谢树秋含着眼泪回忆说。
父亲谢玉璧的形象，在谢树秋的记忆里其实一直比较模糊。“他们说，俺大面相像我，个头也跟我差不多。”身高大约1米6的谢树秋说。
父亲的生平，他在1986年才完全搞清楚。那一年，35岁的谢树秋和舅舅王兴华一起，走进了太和县法院的档案室。
档案里，父亲其实叫谢玉备，生于1924年，1943年进入黄埔军校西安分校，1946年6月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党36军28师83团三营九连任少尉排长、中尉副连长，代理连长3天即被解放。在解放军部队学习6个月后，谢玉备留在四川的解放军部队，直到1950年回乡，开始在二郎小学任教。
两年后，谢玉备调到了付集小学。在那里的几年时间，他的人生与如今这群为他立碑的学生交融在了一起。他也在这些学生此后50多年的人生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朱守仁记得，1955年他毕业时，付集小学有7名学生考上县重点中学。而此前3年，该校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一共只有6个。随即整个李兴区都在传，付集小学“放了卫星”，由此被称为“淮北一枝花，付集小宝塔”。
为了搭建这座“宝塔”，谢玉备倾注了大量心血。1954年秋天，学生王长兴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谢玉备和学生朱德固一起趟着水，走了十四五里路，到王长兴家家访。75岁的王长兴至今记得，那天下着大雨，到处发大水，谢老师进门时披着床单，光着脚。返校后，谢老师不仅帮他交学费，还经常给他生活费。自己生病时，也是由谢老师背着去看病。
由于教学成绩显著，谢玉备又接连带了两年毕业班。1956年，他的学生有11人考上县重点中学。195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2个，超过了李兴小学。
然而升学人数越多，对谢玉备的家人来说，就意味着越大的亲情的空缺。
在年幼的谢树秋眼里，父亲教书拿工资，但从来没见拿回家过。父亲每月工资14块钱时如此，1953年涨到30块钱时还是如此。谢树英那时已经懂事，她知道，父亲的钱基本都用在了学校和学生身上。
“那时候学校里扭秧歌，打腰鼓，很多都是俺大自己花钱。他的钱都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了。”谢树英回忆说。上四年级时，因为家里没人干活儿，她只好辍学。
她印象中，父亲非常俭省。下地干活儿时，他会把母亲给他做的布鞋脱了，赤着脚。
当时，王兴华在界首一所小学当教导主任。姐夫去看他时，说的大都是跟教育和工作有关的事，很少说家事。
星期天，谢树英和谢树秋姐弟俩很少见到父亲回家。倒是家在付集小学旁边的孙光亮，经常会看到留在学校的谢老师。
孙光亮后来到付集乡政府做了财粮员。有一年，他开会开到除夕12点，走了18里路回家，路过付集小学时已凌晨2点。学校的大狗追着他叫，也吵醒了看校的老师。他一看是谢老师，便招呼他去自己家过年。“不行啊，我得看校。”谢老师很干脆地回答。
实际上，那几年寒假，基本都是谢玉备在看校。他放假很少回家，而家人也从来没来过学校。儿女失去了感受父爱的机会，学生们则深切感受了老师的恩情。
王长兴一再提及，他当年没饭吃时，谢老师不仅省下口粮给他吃，还给钱，“三块五块八块十块都给过”。
在谢老师的帮助下，王长兴几经辍学和复学，最终完成了学业。如今提起老师，白发老人声音颤抖着说了4个字：“恩重如山！”
这种恩情，也留驻在其他学生心间。77岁的董玉华因为半身不遂无法行走，参加不了老师的立碑仪式，他特地托一位同学把份子钱带给朱守仁，并让同学郑重转告：“一定要把我的名字刻在碑上！”
消失的名字和容颜
谢玉备自尽后，王兴荣从邻居家买来一口棺材，将他下葬。
这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和4个儿女都成了“反革命遗属”，在家接受管制。她弟弟王兴华后来在文化馆搞文艺创作，被一次次的运动找上。如今85岁的老人回忆，每次填表，在需要交代历史问题的社会关系那栏里，他一直得写，“姐夫当过国民党连长”。
1958年之后，他跟姐姐家很少来往。而细心的谢树秋也发现，父亲生前为村里人家用正楷写的中堂对子“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祖国锦绣河山”，也悄悄被人家撕掉了。
“文革”中，人们敲着锣鼓和镲在集镇上游行。有人告诉他，那些东西是他父亲活着时亲自去买的。谢树秋说，那一次，他突然觉得特别想父亲。
但那时，父亲的面容在谢树秋的记忆里，已经有些模糊。父亲留在家里的照片和书，早已被母亲扔了。实际上，与父亲有关的一切，几乎都被清除。这甚至包括他父亲的名字。
由于当地话里将“备”字念做“bi”，谢玉备死后，名字从此被人写成谢玉璧。
家里没舍得扔的，是谢玉璧生前那身中山服和唯一的一支钢笔。但公社当时成立了突击队，不管家里有人没人，随时进行突击，打开门后，随便翻东西。谢树秋套着父亲遗留的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服，眼睁睁看着钢笔被“突击”走，什么也不敢说。
谢老师去世的消息，陆续传到付集的学生那里。他下葬后，学生谢明义曾和刘泮廷、刘泮修一起，走了20多里路到老师的坟上烧纸，哭了一场。
朱守仁和朱德连当时都在上中学。几个月后，谢明义告诉了朱守仁这一消息，他一边往学校走一边哭。
孙光亮正担任青年团书记，由于行政干部的身份，不得不回避。
在他们的记忆里，谢老师自尽后，并没有引起多大震动。因为那前前后后被管制的人不少，自尽的也不只谢玉璧一个人。
1980年，开始甄别平反。29岁的谢树秋随即写了申诉书。但他和舅舅翻遍教育局的档案，没有找到谢玉璧的，只好放弃。6年后，中央再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们又把教育局和公安局的档案查了一遍，依旧没有结果。
后来，谢树秋想到父亲当年曾被法院判决，于是决定到法院查档案。王兴华的同学高群英时任太和县法院副院长，带着这两个可怜的“反革命遗属”，翻遍仅剩的几份“历史反革命”档案。直到最后，他们才看到一份“谢玉备”的档案，谢树秋发现这正是自己父亲的。
这一年9月1日，太和县法院下达判决书，认定谢玉备“虽代理连长3天，仍是副连长职务”，“当不构成反革命身份，属一般历史问题”。
谢树秋当时用蓝墨水钢笔抄下了这份判决书。这两张已经发黄起皱的纸，他至今保存了25年。从那上面，他看到了他父亲的一生。
而凭着这份判决书，他母亲每个月有了25元的遗属补助金，直至2007年去世，补助金涨到120多元。
王兴华回忆，高群英后来告诉他，为了给谢玉备平反，太和县还派人去中央军委查过档案。在太和县审案办公室，王兴华当时大致看了一下姐夫的原始档案，里面写着姐夫参加集体投诚和在解放军部队学习的情况。
“部队的结论也是表扬性质的。”王兴华说。
在1942年上小学五年级时，他曾和姐夫同班，并睡在同一个大通铺上。那时，谢玉备在班里年纪最大，个子却最矮。当王兴华等人报考师范学校时，谢玉备告诉他，自己要报考黄埔军校，毕业后抗日去。
不过，谢玉备还没毕业，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1946年，王兴华见到学成回乡探亲的姐夫，手里拿着“中正剑”，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回到军校后，谢玉备被分配进胡宗南的部队，后来代理了3天连长即被解放。
而这3天的经历，成为致命的“罪证”，不仅要了他的命，还让他背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泥土掩埋了28年。
父亲被平反后，谢树秋从姐姐谢树英家里找到了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里，谢玉备留着平头，穿着白衬衫。谢树秋专门用相框把照片夹起来，挂在中堂。
这张照片，后来被母亲王兴荣悄悄毁掉了，谢树秋也说不清原因。谢玉备或者谢玉璧的形象，从此在现实中不复存在。
2月24日下午，太和县法院门口，中国青年报记者拦下该院档案室主任，申请查阅谢玉备的档案。主任称，这需要先办理查阅手续，经院领导签字后方可查阅。记者准备进法院办理相关手续时，遭到门卫阻拦，未能进入。门卫起初声称，“25年前的档案现在怎么可能有？！”后来又称院长没有来上班，“你办手续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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