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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问毛泽东：都打倒了你老人家咋办
张治中多次向蒋介石谏言要“联共”，以致有一次，蒋介石勃然大怒，说：我是在和共产党代表讲话吗？但蒋介石也从中看出了一点门路：一、张治中是可以打通国共对立坚冰的难得之人；二、张治中是可以被中共领袖如周恩来所乐意会见、接谈之人；三、张治中还是能够把中共方面的真实想法转达呈送的合适之人。
1945年，国民党政府主张国共和谈，毛泽东欣然同意。为了安排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相关事宜，周恩来提前来到重庆安排，张治中不仅让出住所，并在安排警卫时也是煞费苦心。张一纯回忆说：“周总理和父亲谈具体事宜，我跟在身边，所以听到他们的谈话。爸爸说：‘为了保护毛先生的安全，我准备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来担任警卫工作，他们大部分都是我老家的人，一定靠得住。’周恩来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的话责任都会给你，不如还是找重庆警备司令部。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
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这次和谈达成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协议签定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当晚，周恩来在桂园摆酒席感谢为毛泽东服务的工作人员，张一纯也参加了，周拉着张一纯的手说：“我和你说几句话，你在哪上学？”“德精小学。”“功课怎么样？”“我算术不行，物理也不行，老不及格。”“有什么行的？”“语文好。国民教育行，地理常识也行。”“有一门精通的就行。你找个本子来，我给你题词好不好？”说完，周恩来在张一纯的本子上写下：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一纯世兄。“周叔叔，您怎么写‘一纯世兄’啊？”“这表示我是你父亲的弟弟。”周恩来拉着张一纯的手说。
说是“弟弟”，此言并不是周恩来的客套话。周恩来虽然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在工作时可以与张治中互拍桌子，但到了桂园做客时，周恩来却总会谦虚地坐在张治中沙发旁的脚凳上，有时留在桂园吃饭，周也会高声谈笑，对张一纯打招呼说：“一纯，今天中午我在你家吃饭啊。”说到周恩来时，张一纯充满了欢乐与亲密。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李上台后，即宣布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请张治中负责和谈。临行前，张治中特别赶到浙江溪口，向已下野的蒋介石辞行，蒋只说：“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4月1日，北平和谈开始。经过10多天的会谈，4月13日，中共代表团写出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稿，南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其中大部分被接受了。于是，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宣布协议的草稿，希望南京方面20日前同意签字，否则中共即大举过江。在会上，张治中表示：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而周恩来则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绝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他还预言：该协定在南京代表团，在南京当局，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一定可以接受；但是我们也料到，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
对于协定，李宗仁犹豫，白崇禧反对，蒋介石则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20日，国民党中常会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协定！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
和谈破裂，南京代表团的去留问题，无可避免地摆在面前。张治中囿于从一而终的伦理，反复强调：“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当时的张治中留居北平，心情苦闷，思想斗争很激烈。由于多年蒋介石对张治中的赏识和重用，张总是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对此，周恩来坦诚指出：“你这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为一个人着想，而不为全国人，为革命着想？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24日，在南京派来接代表团的专机上，走下了张治中的夫人及子女。
当时从上海到北平的情景，对于张一纯来说还如在眼前。“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上海我大哥家中。4月24日凌晨两点多钟，父亲的老朋友、中央航空公司邓士章先生打来电话说：张先生有电报来，让你们乘飞机去北平。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早晨6点前派车去接你们，请做好准备。6点左右，航空公司的汽车来了。我们迅速装上行李，离开了家。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机场。我看到飞机没有按照惯例停在候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而是远远地在起飞跑道上等候。汽车一直开到飞机前，我们刚跨进机舱，飞机就起飞了。当天下午平安到达北平西郊机场，见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父亲和周恩来的代表叶剑英同志。”
“晚年时，是总理多次保护了父亲”解放后的中国，改天换地。而对于张治中来说，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11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治中协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前往迪化，筹备改组新疆省人民政府工作，商榷拟订新疆省的施政方针。不久，他又前往西安，协助彭德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并开展陕、甘、宁、青、新五省的领导工作。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被打倒，正在广州休养的张治中得到消息后马上写了一封上万字的信给毛泽东，这封信被周恩来截收，周恩来特派自己的秘书高登榜亲自到广州，转告张治中说：“你给毛主席写的信我收到了，请放心。但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好好休养。”张一纯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表情凝重地说：“现在想想，实际上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啊。”
“文化大革命”狂风刮起后，张治中曾经陪伴毛泽东在天安门审阅红卫兵。张一纯回忆说：“1967或1968年的国庆节，我父亲执意要见毛主席，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了，就让我推着他到了城楼上，见到毛主席后他说：‘毛主席啊，你老人家走得太快我跟不上了。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5%，党内我有许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他们被打倒，你老人家怎么办呢？’毛主席本来坐着，听到这话他站了起来，说：‘文白兄，我们可以甄别嘛。’”
其实，这时候的张治中也已受到冲击。他的家已经过两次红卫兵的冲击，乃至周恩来特派解放军站岗，以对其家人加以保护，1967年又安排张治中入住北京三零一医院，改名林友文，就连亲人也不能探视与电话联系。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张治中常常沉默不语，每天看着报纸，一言不发。但等到张一纯下班，张治中会问问儿子今天发生的事情。张一纯说，“父亲晚年时我和他住在一起，所以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是比较低沉的。其实他身体没什么问题，就是心情不好，有些事情想不通。”
1969年4月6日，79岁的张治中抑郁而终。张治中去世后，统战部当时的领导提出不搞告别仪式，周恩来则提出，一定要搞个仪式，周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向这位老朋友深深鞠躬告别的时候，也许会觉得落寞与孤独。少年意气风发时结识于军校的兄弟，中年颠沛流离时的对手和朋友，最终先他而去，静默离场。
（感谢纪录片《黄埔军校》摄制组对本文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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