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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老兵口述:除夕夜被带走劳改六年

作者:作者:尤广才/口述 罗雪挥/ 来源:《文史参考》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16日 点击数: ( 字体: )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开始,国民政府开始把重要的物资、工厂都往后方转移。战干团也奉命西迁,跋涉约30个县市后,最终驻扎四川綦江。因为前线干部折损严重,我们这些来自沦陷区的青年正式训练不足一年,便于1939年秋天毕业。恰逢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大批同学直接分配到长沙,遂有同学壮烈殉国。我留校当了区队长。
 
  战干团不幸成为了国共党争的牺牲品。进校之初,正值国共合作高潮,教育长桂永清还经常邀请共产党人来校,我也听过周恩来、叶剑英的讲话。但在1939年冬天至1940年春天,战干团秘密“清党”,审讯拷打过一些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甚至有人遇害。我那时还接待过一位重庆来的学生家属,陪她到团总部寻亲。该事件惊动了重庆,桂永清不得不出国“考察”以避风头。
 
  战干团于1941年被裁撤,学员学籍一律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同等对待。我们被合并为中央军校二分校第16期学员,我也领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中央军校生佩剑。
 
  1941年,我被分配到云南第54军。起初到特务营里当排长,一年后又升任第50师特务连连长,在滇越边境驻防,防御在越南的日军进犯。
 
  我亲身经历了抗战后期山穷水尽的局面。战时经济濒临崩溃,全国海关尽失,也丢掉了大部分工厂,国民政府税入去了一大半,但是开销增加十倍不止,不得不饮鸠止渴,滥印钞票应急,结果物价飞涨。我当排长时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两斤肉。而到1944年,一个低阶军官的月饷仅值战前的三十分之一。
 
  前线抗日官兵严重缺乏补给。54军身为中央军的嫡系精锐,装备已经相对杂牌军精良,但我们那时穿的军服都是粗麻编织的,染成了草绿色,像个麻布口袋。士兵们还吃不饱饭,米里掺了很多稗子,天天吃盐水煮青菜,几乎见不到肉。
 
  最头痛的就是逃兵不断。抗战八年,国民党军队死伤官兵321万人,其中光阵亡的将士就达131万人,死亡将军256人。但当时能募兵的都已经招募了,最后募不来就干脆抓了,可是兵进了部队却吃不饱、穿不暖。我当连长时,经常会有兵出逃,一逃就是四五个。我们只能对士兵加紧看管,有逃兵就去抓,找不到了,只好再就地补充兵源。
 
  我连里的兵年龄都不大,有的还不到18岁。听说后来征兵,10个人中只有3个勉强够得上健康标准,而这三人日后还被送到了远征军为国出战,可见当年国民党军队抗战之艰苦。现在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抗战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是大遗憾。中华民族全民动员,八年抗敌,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这是历史上很少有的一件事情。
 
  成为远征军入缅甸作战
 
  1944年4月,我所在的50师和14师一起,被编入中国驻印部队,空运入缅甸作战。此次是中国军队二度远征。
 
  我们从祥云驿(临时)机场登机,沿着驼峰航线,先飞印度的汀江机场,高寒缺氧,我冻得直打哆嗦,听说有体弱的士兵竟被活活冻死。飞机着陆许久后我的两耳还嗡嗡作响。
 
  到达汀江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防疫。令我最心痛的是大家出国前特地换发的新军装和毛毯都被焚毁。那时国内的军队还被称作是“草鞋部队”,士兵不得不光脚穿着草鞋抗敌。集体沐浴后,我们打了防疫针,换上了堪称豪华的装备,米黄色的英式军服,还领到了美军军用睡袋、蚊帐、抹脸的防蚊油、防蚂蟥的666粉。
 
  短暂停留后,我们又登机飞往缅甸重镇孟关,接着由美军的十轮大卡车运送到缅北丛林中驻营。大森林里暗无天日,终日只听见猴子的吼叫声。丛林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天天可以吃到美军的牛肉罐头,来自英国的大米敞开供应,只是不太新鲜,有时还能吃到黄豆罐头。当时的补给完全靠美军空投供应。我们在森林的空地上铺上白色的布板做指引。我还记得投递食品的降落伞是用白布做的,投递军械弹药的降落伞则是彩色的尼龙人造丝质地。这些降落伞是一次性的,美国人不回收,中国军人便留下来,我亲眼看到师部的人用人造丝降落伞搭帐篷,看上去很高级。
 
  西保战役是我在缅甸亲历的惟一的一场战役。我当时任特务连连长,负责警戒搜索工作,并不直接参加战斗。但是奇袭密支那战役过后,全连官兵都想打仗,他们鼓动我去找50师师长潘裕昆请战,师长很支持,西保之战时,就把我们连配属到149团第二营,负责沿公路正面进攻。西保这一仗打得很惨烈,士兵和敌人拼刺刀肉搏,我们连伤亡了27人,我眼睁睁看着贴身号兵周勇被日本狙击手击中身亡。敌人溃退后,我们乘胜追击,一直追到伊洛瓦底江边,获得上级嘉奖,总结功绩为“忠勇果敢、指挥从容,行动坚决,于三月十六日攻破敌坚固阵地,一举追敌至数英里,使敌不逞而抵抗”。
 
  西保战役后,我不幸在一次实战演习时,因为一个士兵误踩日军地雷,当场死伤了好几个人,我也负了重伤,弹片从右肋穿进体内,右腿膝关节也飞入弹片。我被送进了密支那后方医院,受到美国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
 
  1945年5月,我所在的第50师从缅甸腊戍回国。走到梧州时我们知道日本人投降了,改向广州进发,我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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