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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1957年的基层民众“右派”言论
2. 江西临川县地方干部的反映
作为县级的材料，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县的“右派言论”，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地方干部对统购统销的意见。
（1）统购统销搞得吃不饱饭。
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傅瑞林说：“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是劳民伤财，嘉溪区因买粮有20％的社员误工，使农民吃亏5万元。”“政府购多了，我家吃了两天糠，饿死老婆倒没关系，饿死小孩更成问题。”“480—520斤的留粮标准真不够吃，现在比过去要多吃饭，没有吃饱脚是软的。”“饿得难受……这是实际问题，不解决就反映到中央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4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胡亦昌说：“抚州市掌握粮食定量不够，米不够吃是普遍的，小孩大了也不增粮，大人只有吃稀饭”。（同上，第45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周龙光说：“统购统销搞得不好，定量过死，搞的绝大多数农民把种子粮都吃了。……我家里就没有饭吃，仔女饿的吼吼叫”（同上）。
（2）统购统销搞“左”了。
临川县温圳镇人委干部徐节元说：“我村不实事求是，逼死人，全部把口粮搜去，还不相信。冷天把人搞得打赤膊，拿风车去扇，当地主看待，结果受不了，就吊死了。……我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很左，冤枉逼死了好多人，人家没有收到，硬说人家收到了。”（同上，第46页。）
粮食局周龙光说：“五五年我在南昌开会，讨论粮食定量问题，省对吉安专区的定量很满意，并以吉安地委党校每人每天用粮十三两做典型。我认为是假的，左了。……是卡紧腰带做典型，那样长的人十三两怎么够呢？在工作方法上宁愿过左些，其实后来又要加，怎样黄鳅同黄鳝赛拉的呢？”
（3）统购统销的价格不合理。
临川县报社的伍攀增说：“粮食供应价格不合理。购粮按质论价是合理的，地区差价是必要的。为什么粮站供应群众的稻谷不按质论价呢？买、卖一担谷子相差五角钱，群众说是剥削，我对这个问题思想上也闹不通。”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陈清泉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说：“秋后把口粮都卖得去，以后又买回来，一反一复，非但耽误了生产，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价格上也多少有些差价，相差五毛钱一担，这使得农民对我们国家、党有不好的印象。建议政府应除下口粮来买余粮，不应把人家口粮买得去，以挽回农民对我们党的印象”。
临川县温圳粮食公司的喻瑞波说：“可能带普遍性都是这样：报喜不报忧，违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本来购余粮不购口粮，周转粮还要批准。农民说：'明明我是够吃户，硬要卖粮，上半年又要买回去。卖6.25元，买6.75元，这不是国家硬要我们吃点亏!'就拿白城乡一户农民卖粮来说，我问'为什么要卖？'他说：'干部要我卖啊!'而今年买进口粮，这是劳民伤财，耽误农民生产”。
临川县供销社干部沈中基的话，更是一针见血：“统购是层层扩大数字，统销是层层留指标，弄得农民吃不上饭”。（同上，第47页。）
临川县商业局长吴仁华反映说：“目前农民生活仍很苦，群众反映很大。有一个农民对我说：'农民一担谷仅卖得七元多，而一担谷酿成酒则要卖我们几倍的价。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干一场'。”他忧心忡忡地说：价格问题“如不及时研究解决，农民是会算账的，'匈牙利事件'应作为我们的教训。”
3．城市居民的反映
统购统销不仅是农民不满，城市居民也不满；不仅县城和小城市的居民不满，大城市的居民也不满。这里辑选的是天津市民的不满言论，主要是生活水平下降，买不到农副产品，生活不方便等等。
天津市南开区税务分局党员干部郝金耀说：“统购统销以前生活是提高了，统购统销以后生活没什么提高。我不同意人为的制度，一个月跑一趟派出所领油票、粮票。是真供应不上呢，还是人为的制度呢？”（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未刊稿，第43页。）
大沽化学厂共青团员邱清芳说：“统购统销搞糟了，搞的市场买不到副产品。”
塘沽区人民银行张伯旋说：“过去串亲戚不带锅，现在串亲戚得带锅（指粮票）”。
工会联合会虹桥办事处共青团员李松春说：“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太苛薄了……就是叫农民卖得多，我大舅不乐意卖，乡干部动员。买粮食去只（给）卖几天的，所以说太苛薄。……解放前粮食够吃，解放初期还可以，到了（合作化）高潮后便不行了。”他还大胆提出：“党要改变一下统购统销政策，这样买卖粮食可以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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