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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1957年的基层民众“右派”言论
四、几点认识和体会
上述这几份材料，有贫有富，有城有乡，有南有北，有工有农，有干有群，有点有面，应是具有时代的典型性。给人印象很深的有以下几点：
1. 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不满，在全国各地都是普遍的，在社会各阶层也是普遍的。
无论贫瘠地方、富庶地方，城里人、乡下人，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学生都有自己的不满，但感受有所不同。农民向政府卖粮贱，向政府买粮贵，价格明显不合理，引起农民不满。统购统销不仅明显让农民吃了亏，市民也同样是吃亏者。特别是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供应，一开始就显现出了不同等级差异。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农村，形成了一个供应链条上的不同级差。小城镇的居民粮食供应也是很紧张的。
在农村，敢于公开反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农民，不是地主、富农，甚至也不是中农，喊得最响的是贫农。原因正如浙江吴惟平调查所得结论：“贫农因为成分好，不怕大帽子压，所以敢喊。”（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6页。）这是符合实情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收集了农村反动歌谣四十则，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编的。
另外，在社会各界人士的言论中，县区机关干部的言论是最值得注意的。他们自己都是体制内的人，清楚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是政治高压线，很少会有人直接提出否定。但他们对政策落实的具体过程是很了解的，在当时鸣放的氛围下也还能在具体问题上讲一些真话。特别是县区的干部，他们是落实政策最直接的执行者，对政策的利弊问题都非常清楚。他们反映的民众生活情况，一般都比较生动具体，又有归纳提炼，很少有废话空话，应该说也是比较具有客观性的。他们的言论可以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互为参照。
2. 1950
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是普遍的。
从这几份材料反映，从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村就开始饿肚子了。当时报刊说合作化增产粮食，这从人们的生活经验上是不支持的。从各地“右派言论”中反映，大家都认为这是造假撒谎，纷纷从自己亲身感受予以反驳。毕竟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和官方媒体的宣传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大家连同中央制定的农村12年规划，也认为是欺骗人的，并不相信会真的实现。所以，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官方报道，其真实性都是大可存疑的。
另外，我们一般对上世纪50年代人民生活的认识是：在统购统销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急速恶化的，而工人则是长工资比较快。在1956年工人还普调了工资。但从上述材料的工人生活感受来看，这个认识并不完全。工人虽然长了工资，但物价也都涨了，实际生活水平还是下降的。由此可以得出新的认识：19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拉大了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但这个差距的拉大，不是由于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工农生活水平都在降低，只是农民的生活降低的更快更大，工人的生活是明长暗亏，由此产生的落差。所以过去一般说的，1950年代工人生活有多么好，这是和农村生活比较的说法，实际上未必如是。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材料说明。
3.
合作化使党在农村基层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在1957年的鸣放言论反映，当时人--们生活对比参照系主要有二：一是合作化前，一是1949年前。老百姓因为生活困苦而口出怨言，动辄与解放前比，有的直接骂到毛泽东、党和政府头上。如：浙江象山县的老百姓说：“毛泽东法宝大勿过。当初哄大家分田地，现在又叫阿拉进合作社。……过去给地主做长工吃饭还要愁吗？共产党领导办合作社，到社会主义弄得人没有饭吃，牛没草吃，猪没糠吃。这样下去，宁可蒋介石回来，宁可给美国人一个原子弹炸死。”（同上，144页）江西萍乡县是中共革命老区，流传歌谣说：“毛主席领导好是好，再过两年有米讨；毛主席万万岁，买什么东西都站队”。新建县流传歌谣说：“总路线在过渡，老百姓在饿肚”。（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58页。）也都表示了对共产党领导的牢骚和不满。
许多基层干部也都感到了党在农村社会出现了统治危机。用浙江安吉县的一位基层干部的话说：农村党员中，“积极可靠只占40％，有50％的动摇，有10％的也反对共产党”。群众中“实足有70～80％的人反对共产党”，“现在走路也讲共产党不好，吃饭也讲合作化不好，甚至在大街上公开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5页。）其他地方的基层干部也都有类似性的语言，认为中国要出“匈牙利事件”，一定出在农民身上。
从这些“右派言论”中可以看到，新中国在搞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让老百姓走到了普遍贫穷的地步。工农群众和普通百姓的利益都受到了伤害，又以农民的利益伤害最大，广大民众对此是不接受的。当这些来自民众社会的不满情绪在整风运动中被释放出来，立刻产生了连锁反应，形成了反映民间疾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潮流。相比那些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知识精英的煌煌大言，这些来自民众切身感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对共产党的统治可能是更具挑战意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对这类人心汹汹的民众言论自然有特殊的敏感性，因为这才是真正最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言论。毛泽东之所以对整风运动紧急刹车，迅速转到了“反右”运动，担心民众会借机闹事造反，可能是比听不得“右派”逆鳞之言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整治民主党派的“引蛇出洞”的钓鱼说，与“蛇无头不行”的法、术、势，实在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所以也可以说，这些“右派言论”中反映的民瘼疾苦，不仅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舆情，也可以对“反右派”运动发生的多因背景有更大纵深的了解认识。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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