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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援华科学家记录荒唐岁月：科研时间被消灭麻雀运动占用
科学工作者们还有完成大字报的任务，每个人都有定量，化学所有文化的写十张，体力劳动者写五张，交通部平均每人一百张，而上海某人声称他写了一千张。克罗契科笔下的大字报也很通灵，第一天，“门厅与过道铺天盖地似的到处都是”；第二天，“大字报的海洋上升到楼梯上”；第三天，“它又冲上了二楼”。“很明显，走廊里的墙壁全都贴满了大字报也不够登载中国人要说的所有的话”，“一根晾衣绳横挂在大厅中央，上面挂着的大字报就好像是等着晾干的衣裳”。当他通过大字报的丛林，看到所长柳大纲正在阅读这些“衣服”，“脸部表情凝重”。过了几个星期，大字报高潮退去，五颜六色的花纸先从晾衣绳消失，过道墙壁上也无影无踪。又过了几天，“只剩下两三块黑板上用粉笔书写的胡编乱造的内容和党的正统说教仍在用散文、诗歌或漫画的形式持续下去”（62－65页）。
在克罗契科笔下，科学工作者下乡参与十三陵水库修建的场景也显得非常有“意趣”：“北京的机关、团体、高等学校，都将其成员送到水库工地干上一两个星期。”中共中央开完会后，全体成员也驱车去大坝劳动，“报纸又连篇累牍地描绘他们热火朝天的干劲。有的文章还说卫生部的女部长在工地上挨个地哀求这些大人物爱惜身体，别累坏了；有的还绘声绘色地描写毛用扁担挑土，并配上照片”（第37页）。
克罗契科也去了工地，与化学所的同事们“同甘共苦”。当他拿起铁锹开始干活时，一群人过来围观，越聚越多。大喇叭开始广播，某某苏联专家来劳动了，“接着又公布了我一大堆头衔，赞扬我热心帮助中国发展科学以及我对此所做的贡献”。自然，因为他身体“金贵”，一到下午就离开了工地。他以为他“抡起铁锹铲土”，“充其量只能起一点宣传的作用”，除此以外，“我的到来至少能让那数百位干活的人有机会喘口气”。他也肯定，水库的修建完全不必要如此“兴师动众”，“只要两三百个工人使用挖土机和卡车就能比那成千上万的‘热情志愿者’干得又快又省钱”。因为这些义务劳动者得用车接送、安排食宿，而且时间长达数周。“不能因为干了点象征性的体力劳动而耽误了本职工作”，完全的形式主义实在是贻害无穷（第38-39页）。
对他所看到与经历的运动，克罗契科也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他发现中国领导人通常是通过组织全体或部分民众搞运动的方法来达到其目的。也就是说，每次运动都有领导人的深思熟虑，并不是简单的“胡闹”。当然，他也不会忘记把中国的运动与他的祖国曾经发生的同类事情进行对比分析。与苏联周期性出现的“政治清洗”一样：运动组织者将同一单位的人召集起来，让他们互相撕咬，“挑选出来的牺牲品被迫将他们的罪过来个竹筒倒豆子”。同事们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批判，“这些同事似乎觉得自己对政权的忠诚是与他们提出问题的恶毒程度成正比例似的”。但是也有所不同，在苏联，有罪与否当时当地现场解决，而在中国往往要开好几个会来“处置一个牺牲品”（第65－66页）。
当时中国的科研规划随着党的政策朝令夕改，极大地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正常发展。克罗契科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化学所的研究计划与项目，“飘忽不定，以致不到几个月，就彻底转向一次”（第16页）。他自己提出的研究项目，在未与他商量的情况下被改得“驴唇不对马嘴，面目全非”，他的建议亦“踪迹难寻”，而且没有人惋惜已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也不用研究那些规划是否还有可资借鉴的东西。“毫不奇怪，既然合情合理的争辩对这些专横跋扈的党官僚不起作用，被整怕了的科学家只好亦步亦趋，闻风而动。”当然，新的规划命运与以前的一样，因为过不了多久，“这些新规划就被宣布为‘不切实际的’”（第84－85页）。
通过痛苦的思索，克罗契科认为妨碍中国科技进步有两大原因，一是正如上面所言，“科研也像其他工作一样，需要时间来显示其效果”。苏联专家对他们的中国同行花那么多时间去开那些毫无意义的会，而不是与他们一起为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而工作，“实在是十分恼火”。苏联专家的一致意见是：“中国人能赶上我们，甚至超过我们，只要他们按照他们中国人特有的方式干下去，而不是成天去开那些愚不可及的会议。”
第二大原因是“领导对科学家的不信任”。对国民经济建设“有用”，是修改与放弃已有科研规划的理由，党中央及其下属各单位的党组织都认为，“许多科研课题不切实际，没有任何用处”。克罗契科苦口婆心劝说，“为了使化工技术在任何领域都能获得进展，必须投入大量精力与时间用于纯科学的探索，用于基础研究。没有这些，中国科学永远也站立不起来，并且只能模仿他人或是拾取他人牙慧、余唾。”（第90-9页）
克罗契科书中并非全是这些令人沮丧的问题，也温情地描述了他碰到的一些中国科学家。柳大纲（1955年学部委员）性情温和、充满智慧，“看起来十分友好，满脸笑容。但我觉得他的眼神中似乎有一丝忧郁”（第7页）。黄子卿（1955年学部委员）身材高大、粗壮，“圆圆的大脑袋上闪烁着一双充满睿智的眼睛”，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和德文，接连不断地抽烟，“充满创造的激情，并有着数不清的科技研究计划”（第11页）。吴有训（1948年中研院院士）“清瘦，行动敏捷”，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物理学家”；他不再搞研究，专门从事科学规划，总是“为他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错误，进行自我批判”（第24页）。周仁（1948年中研院院士）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科学家”，“他的个人魅力是非凡的。具有极强的立竿见影的感染力”（第74页）。吴学周（1948年中研院院士）“举止优雅、和蔼可亲”，专门研究溶液光谱，不但从美国带回了从事科研的经验，还买回不少仪器。可是，“这些仪器全都保存在研究所的库房里，无人问津……上面积满了尘土”。而他自己遵照党的指示，变成了行政官员，“一刻不停地重复那句时髦的口号：政治统帅科学”（第83页）。
因中苏关系破裂，克罗契科被迫提前回国。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起草了一份有关中国科学以及如何发展中国科学的全面报告，把它作为礼物奉献给中国。在报告中，他提出并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民天生就有能力从事科学工作，而且党和政府多次声称全力支持科学事业，而中国科学事业却依然处在如此悲惨的境地呢？”答案就是上文所提及的那些思考。他也反思来华的苏联科学家，认为他们大多不具备作为专家的资格，而且建议中国应邀请其他国家的科学家。
回国之前，他把礼物送给了杜润生，“文中很可能有许多地方让人不待见，但是我要真心诚意地说，这些东西全部来自我终生接受的科学训练，来自终生从事的组织科研工作的经验；而且写出这一报告的唯一动机来自我对中国人民的崇敬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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