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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者所说的“民国范儿”到底是什么?

作者:佚 名 来源:《翻阅日历》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25日 点击数: ( 字体: )

 
 
分享按钮 【导读】如陈丹青所说,“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民国的女子也是有烈性的。一个人是贵族,但不一定有贵族精神,一个人不是贵族,但不一定没有贵族精神。
 
 
 
所谓“民国范儿”,是一种独立、开放的精神,具体说,就是容易与人合作,但不容易被奴役。我们今天看民国时期的年画或者其他广告图片,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女性同样信心满满,有独特的风味。
 
  最近,台湾与新加坡的媒体都在关注大陆的“民国热”。台湾一家媒体如此描述:“被大陆学者称为‘民国范儿’(范儿,北京话,意谓气质、情调,也有风格的意思)的热潮,从影视圈、人文意象到城市文化逐渐绵延,出版界、文化界与一般民众更对民国初期、中期的知识分子产生浓厚兴趣。”
  
  民国热并不是最近才有,而是已经持续了好多年。
 
  对于民国的一切,现代人都饶有兴趣。西南联大的朗朗书声固然吸引人,更让现代人痴迷的,是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
 
  声称“我们的百万读者”可敌蒋介石百万兵的《申报》老板史量才;
 
  在报纸上大喊“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大炮”傅斯年;
 
  主张“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的马寅初……
 
  于是,在《新周刊》推出的“民国范儿”专题中,陈丹青自话自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民国人物,编织了一个别样的民国世界。
 
  按照陈丹青的说法,从谭嗣同、徐锡麟、蔡元培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胡适、鲁迅等,他们的举手投足,气质修养都有着一股“民国风范”。
 
  陈丹青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撇开个中恩怨情仇,包括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国共高层都是民国人,都有“民国范儿”,而这一切止于1966年。
 
  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民国范儿”,陈丹青说,“范儿,是一种‘样子’”,也就是民国人特有的精神、气节、面貌、习性、礼仪。至于具体什么是“民国范儿”,他只是避实就虚,不停地举例子,不时地抛出形容词。
 
总之,跟现在人不一样。
 
  什么是“民国范儿”
 
  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
 
  西方人罗金斯曾说,贵族、领主对国王讲话的标准模板是:“和你一样优秀的我们向不比我们优秀的你发誓,如果你能遵守我们所有的法律的话,我们便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否则就不接受。”
 
  这,就是最典型的贵族情调。
 
  刘再复曾经归结了“贵族精神”的四大内核: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讲求原则”,第三是“保持低调”,第四是“淡薄名利”。
 
  这些精神特质,应该说多多少少都是与 “民国范儿”暗合的,也是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所缺乏的。
 
  中国也曾经有过贵族,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就推崇春秋时期的贵族阶层。按照雷海宗的说法,春秋时期的贵族“为传统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所支配……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耻辱。”
 
  雷海宗还总结道:“我们看《左传》《国语》中的人物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上阵的,没有一个不能上阵的,没有一个不乐意上阵的。国君也往往亲自出战。在整部的《左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
 
  那时的贵族在练习武功之外,还需要习文,练习礼乐。
 
  可以说,春秋时期的贵族,应该与西方的贵族最为接近。都是世袭,国君也不能随意剥夺他们的贵族身份。
 
  民国的知识分子尽管没有世袭身份,没有特权,但是,在精神上,他们继承了那种尚武、习文、关注社会的传统,他们能够独立地思考,与权力斗争、协商,然后或妥协或继续抗争……
 
延续千年的贵族情结
 
  到唐宋时代,没有分封制度,也不通过世袭来继承爵位,按照钱穆的说法,那时的中国总体上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与原来金字塔式的社会完全不同。
 
  社会扁平化了,人们的地位相对不那么悬殊,但依然存在贵族的传统,中国乡村里延续了数百年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就是一种朴素化的贵族情结。
 
  费孝通曾经在《皇权与绅权》中解释过这种贵族情结:在科举盛行的时代,即使是最偏僻的乡下,人们还是会节衣缩食,举家族之力培养读书人,那个时候,金榜题名的读书人完全可以成为家族或者地方的“代理人”,一旦”代理人”进入庙堂之上,一则展治国平天下之抱负,二则充当他们利益的保护人。
 
  从官场退休的读书人也会衣锦还乡,回到小城镇,有钱的不仅修桥铺路,还要建学堂,兴祠堂,印族谱,刻儒典,这种反哺农村,促乡风敦厚、社会和谐的良性循环,也算一种“贵族风范”。
 
  无论是真正的氏族、门阀贵族,还是 “耕读传家”抑或“诗礼簪缨”的乡村士绅阶层,他们都属于“中国式的贵族”。
 
  这些贵族们除了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外,从社会结构上看,这些贵族起到了对皇权的约束作用。西周贵族握有军队自不用说,即使在后来的乡村社会里,皇权依然不下县,中国乡土社会“自治”色彩很浓。
 
  清末摄政王载沣为了约束新贵铁良,采取的策略就是把他派当江宁将军,让牛哄哄的当地士绅们管着他。
 
  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的贵族传统依然有。章诒和在香港出版《往事并不如烟》的时候,书名赫然就是《最后的贵族》。这些人,或许就是陈丹青所说的“民国范儿”的余韵。
 
只是,当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所谓“贵族”也就彻底被铲尽杀绝。不仅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洗心革面,乡村士绅阶层也在打土豪分田地、大跃进共产风中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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