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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掩盖真理：我们所经历过的维度
（张建辉/图）
百年人生，有许多维度，在每一个维度上，都有许多空洞。比如在时间这个维度上，一场反右挖掉你二十年，一场“文革”挖掉你十年，算是大空洞。一场感冒挖掉你一星期，一次塞车挖掉你半小时，算是小空洞。有些维度无名，但是都有空洞。有的空洞大到无边，这个维度就算没了。
没了这个维度，还有别的维度，还有人生。维度欠缺的人生，不一定是没有价值的人生。瞎子阿炳的琴声，是文化人类的珍品。活在轮椅上说不出话的霍金，是科学界无与伦比的巨星。虽如此，毕竟遗恨。
平凡微贱如我辈，生存努力的成败得失之外，也有思想感情、性格倾向和人生体验的维度。这些主观维度，同样有其空洞。其中之一，就是隔膜。未进入意识的、意识到了跨不过去的，和事后发现已成心殇的隔膜之洞，多到不可言说。这里略说数则，不辞挂一漏万。
一、知更鸟飞走了
刚搬到新泽西海边那栋老旧小屋时，我在廊檐下栽了一株忍冬。长得极快，几年就爬上和覆盖了大片屋顶。纵横交错的藤蔓枝叶，从栏杆到屋檐织成了一幅帷幕。春夏之交，花期很长，老远都闻得见清淡的幽香。
那年在廊檐下，发现了一个知更鸟的窝，很精致。里面有两个橄榄大小的蛋，翠绿色，点缀着一些大小不同带着金色的黑点，很美。经常地，有一只鸟在里面孵蛋，另一只鸟出去找吃食，时不时回来喂它。有时候也一起飞走，丢下两只蛋，在春天的阳光里晒着。我们非常庆幸，有了这两个可爱的邻居。
不幸的是，这个窝的位置，恰恰在廊檐的正下方。一旦下雨，檐溜如注，纵不冲散，也会泡烂，更不用说在里面孵蛋了。海边林带，多风多雨，迟早要来。我趁它们不在，把鸟窝所在的那一丛藤蔓，稍稍向外拉了一拉，绑在靠外面的粗枝上。鸟窝离开了廊檐，大约三公分左右。
我干得非常小心，枝叶的向背，都力求保持原样。鸟窝端正稳当如初，连里面的蛋，都没有丝毫滚动。
但是鸟儿回来，不像往常那样直接飞进窝里。而是停在离窝不远的枝丫上，侧着头朝窝里看。一忽儿跳上另一根枝丫，从另一边侧着头朝窝里看。看一看窝里，又看一看四边。显然是发现了变化，相信变化就是危险。就这样，两只小鸟绕着窝，上下左右跳跃，很久很久，都不敢进窝。
终于，呼啦一声，同时飞走了。从此没再回来。
记得有谁，好像是尼采说过，信仰掩盖真理，有甚于谎言。如果世俗一些，把迷信、成见、经验主义之类都纳入广义的信仰范畴，起码这两只鸟儿，还有我，可以为此作证。
二、爱之罪
我小时候，视父亲比母亲更亲。原因是，我怕管。比如不洗脚不准上床上了床要揪着耳朵拽下来洗的是母亲；带我出去登山穿林爬树游泳擦破了衣服皮肤说没关系它自己会好的是父亲。后来上村学，父亲是校长又是教师，教我和别的孩子读书，严格而有耐心。爱之外，加上敬。我因他而自豪。
家乡解放时，我上初中二年级。因为喜欢山野，假期里常到山乡去玩。“山乡”是湖那边深山老林里的一些小村，抗战时期我们家曾在其中一个村上避难，一住八年，满村乡亲。
那次我去，村上在“土改”，来了些外地人。其中一个，我认识，叫刘法言，是我在县立中学上学时的学长。比我高两班，大十几岁。我常和他同打篮球。他牛高马大，我却能抢得到他的球，总觉得他大而无当，很是瞧不起。后来我留级，他毕业，没再见过。
村里见了，他很热情。笑着迎过来，说我长高了。说那时只到我这里（指胸口），现在到我这里了（指下巴）。问高老师（我父亲）好吗？又说见了你爸，代我问个好。我说，嗯。心里纳闷儿：他来干嘛？
回到家里，在饭桌上随便地说到，看见刘法言了。不料父亲一听，显出紧张恐惧的神色。放低了声音，鬼祟地问道，他的态度，怎么样啊？
这表情和声音，使我感到羞辱，气得说不出话来。
父亲没觉得我的反应，小心翼翼地又问，他同你，说话了吗？
我不答，他又问，说什么了吗？
我更气了，粗暴地说，没说什么。放下碗筷，跑出去了。
母亲和二姐追出来，一把抓住我，恶狠狠地说，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我们家在山乡有五亩半地，出租，要是被划为地主，不得了啊。我还在气头上，说，“有什么不得了的”，扭头就走。母亲又一把抓住，说，刘法言是土改工作队队长，他说什么了？你倒是说呀。
我不说，姐姐捧住我的脸，问，是不是教你要划清阶级界限了？
我大叫道，见鬼了！挣脱，跑掉。
几十天后，消息传来，山乡划成分，我们家是“小土地出租”。全家庆幸，很是欢喜。但是一年后，城里搞土改，父亲还是被弄成了地主，后来又加上右派，批斗劳改惨死——他怕得有理。
三、无赖的盛宴
当年在外地上学，想家想得要命，不敢回去。毕业后当了右派，不能回去。一别十几年，很少通信。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为了安全，也为了不让对方担心，信上互相都说，自己一切很好。
十几年后第一次回家省亲，家中已只有母亲和二姐两个。
一个“地主婆”，一个“右派”。给鱼行剖鱼，给工程队削旧砖头……都是脏活累活，时受训斥。工资是象征性的，几近于无。
上工前，收工后，她们在后院种了些瓜菜、养了些鸡鸭，贴补生活。但又舍不得吃，粗茶淡饭，一点儿一点儿地省下，晒干留着，等我回来。
在我到达以前，她们清理和修补了两间老旧小屋，收拾得干净整齐。回到家里，看见窗明几净，地板光亮。床底下满坛满罐的黄豆蚕豆红豆青豆花生芝麻，屋梁上悬挂着腌鱼腊肉和风干的鸡鸭，很宽慰。说，看到你们过得这样好，我在外面也就放心了！
短短一个月假期，我把她们所有的储存，包括几只养着下蛋的鸡鸭，都吃得精光。吃着，感觉到她们看我吃东西的快乐，有甚于她们自己吃东西的快乐。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让她们如此快乐。
走的时候，我容光焕发。想都没想过，我把家里吃空了。她们俩又将从零开始，重新苦巴巴地，对付那饥饿残酷的年代。居然一直没想。直到母亲过世三十多年、二姐也已经85岁的现在。
人在美国，很偶然地，和小雨说起那一段往事。小雨狠狠骂了我一顿。说我没心没肺，简直是个无赖。说你怎么就没想到，那是她们多少年来，一点儿一点儿从自己嘴里克扣下来的积蓄？怎么就没想到，要给她们留下一些？还心安理得？！还乐？！
四、田园诗的境界
老家的住房被没收后，院子变成了繁忙的砂石公路，从留给母亲和二姐居住的两间原先堆放杂物的老屋门前通过。
老屋全天候笼罩在卡车拖拉机的烟尘轰响里。沿路家家如此，日久习以为常。“文革”后期，有些人家还在门口摆个煤炉，卖起茶水茶叶蛋来。常有运煤的车子经过，一跳一跳的，撒落下一路煤块，大家抢着拣，欢乐紧张。交通局要拓宽马路，没人搬迁，似乎很愿意这样下去。
二姐早已被下放农村。为了照顾母亲、我的孩子高林和她的两个孩子能够上学，回来和母亲同住。被人指控为“黑人黑户”，要她回农村去。除了交通局的动员拆迁，还有派出所、居委会时不时的上门驱赶。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五七干校，每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假期里，在车声市声烟尘的漩涡里同各路人马纠缠，紧张得天旋地转。直到回了西北，才能松一口气。
但是一想到家里那样，总是揪心。再次回去，到二姐的下放地秦溪去了一下。是一个湖边小村，蓼屿荻花掩映，洲头竹篱茅舍。给二姐的草屋，位在一条长满老杨柳树的防波堤上，原是放舴艋舢板的公屋。为安置下放人员，清空了隔为互通三间，盘了炉灶，架了床，颇整齐。树甚粗壮，有的长在堤上，有的长在堤岸，有的长在堤岸下芦苇丛生、菰蒲杂乱的水中，弯曲横斜。
透过绿色的喧哗，看湖上白鸟追飞，我斩钉截铁地想，这才是人住的地方。回去后，力劝母亲二姐搬到这里居住。加上外界的压力，她们终于依了我，从交通局手里，接下二百块钱的拆迁费。邻居都说太少，我说这个亏吃得值得。那时年轻力壮，搬家举重若轻。用得着的东西，连同十来块搬得动的青石板，加上老小六口，一船运到了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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