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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要打破两种语言系统的界限
同样是韩语，朝鲜与韩国的语言系统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朝鲜有两种语言系统，一种是官方语言系统，一种是私人或民间语言系统。当官的在公共场合说的是一种话，这是官话，在家里说一种话，这是家话，朝鲜的官员都会说两种话，在两种语言系统中行走自如。官话是套话，家话才是真话，官方语言系统是套话语言系统，家话语言系统是真话语言系统。朝鲜是专制国家，专制国家说着官话，搂着私货，和平时期把人民当挡箭牌，战争时期把人民当成盾牌，人民是朝鲜专制者的大救星，官话就是处处为人民，实际是处处为自己，为朝鲜金家万代传。在韩国只有一种语言系统，官员在台上说一种话，在家里也说同样的话，说的是一种话语。韩国是民主国家，官是国人选出来的，官话没有市场，如果说着官话，办着私事，韩国的官员只有灰溜溜地走人，所以官员说的话其国人一定要听得懂。官员说的话国人听得懂，也可以视之为民主的标志和产物。
说着官话，贩卖私货，这是专制者的拿手好戏。中国的历代皇帝，经常把人民挂在嘴上，皇帝手下的官员，也经常讲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办的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那包青天也拿着为民作主的招牌说话，说来说去，就是为皇帝办事，不为皇帝办事，说包青天就是包青天，说不是包青天就不是包青天，是与不是，老百姓说了不算，皇帝说了算。皇帝总是愿意以名节说事，可他自己是真龙天子，他身边的美女如云，美女的名节在他那里就成了一个白花花供皇帝玩的肉体。中国所有起义的农民领袖打下江山最后都愿意当个皇帝，皇帝一当上，权力就无止境，用起来就没有边际。权力没有界限，滥用体现的是皇权的威风，玩起手段来，阳的阴的都没商量，自然就会有人不满，就会有人造反。暴力与恐怖是皇帝的左手，甜言蜜语就是皇帝的右手，两手玩的好的，就可以活个几百年，两手玩的不好的，一百年都活不到。但不管玩好玩不好，官方的语言一定有，甜言蜜语一定有。比如说，把民当成水的，船就在水之上，以示划船的特权。爱民如子的人一定是爹，以示自己的道德权威和当爹的权威，人只要是当上了儿子，就处于道德劣势，一辈子就别想翻身了。
中国的专制者与西方的专制者有很多的不同。自从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以来，上帝再也不管世俗的事，世俗再也不管上帝的事。西方哲人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专制者为了吃树上的果子会把大树砍断，也就是说他吃了，他当代人吃了，就没有后路了，正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说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他说的是世俗政权，精神生活国王不管，就是洪水滔天淹的也是世俗社会，况且他说的是欧洲的专制国家。中国的专制者是个总管家，什么事都爱管，管着世俗的生活，还管着精神生活，皇帝不但需要权力本身的权威，而且还要充当道德的权威，以法治国得加上以德治国，否则国人不服，所以统治者一旦得势，都愿意和孔子结个朋友，有孔子这样的人结伴而行，统治者的精神就不再孤独，并且可以随时用孔子的狼牙棒敲打身边的大臣及其臣民。孔子的精神高高在上，又无瑕疵，而现实生活的人都不是完人，就是那个七情六欲都克服不了，所以一见着孔子，精神就阳痿，精神一阳痿，这肉身也就一蹶不振，其基本物件也可以弃之不用了。西方人有上帝，信仰就是，上帝全知全能，上帝的子民不和上帝比，心中有上帝就行，上帝不是人间学习的偶像。中国人无上帝，结果造出一个比上帝还厉害的人物，还得天天学习，学习比上帝还高尚的人物，结果把人都学傻了，可统治者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学精了不行，统治就难以统治了，愚民政策的目的就是把每一个人都搞成傻子。
中国的皇帝通过船与水的关系、父子关系等确立的权力权威，通过学习孔子确立道德权威，世俗权威与道德权威并重，取得统治的合法性，这无可非议。问题在于，皇帝自己不受权力的约束，不受道德的约束，权力是施加给臣民的，道德是约束臣民的，皇帝自己游离于道德之外，皇帝自己给别人讲道德，给自己不讲道德，搂着数名美女给别人立贞节牌坊，又得在臣民面前说自己是道德之人，必然会形成两套道德话语。对于皇帝来说，搂着美女是为民服务，对于臣民的女人来说，没了男人能守贞节就是促进社会和谐，可以万世开太平。
如今却有些倒过来的意思，那些有皇帝的国家，倒也能开出民主法治。英国的女王，日本的天皇保留着，皇帝也不管世俗的事，却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并备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关键时候说点道德的话，也起了作用，就是英国的戴安娜王妃，一举手一投足，引无数国民竞折腰。日本发生大地震几天之后，日本的天皇才说要日本人坚强的活下去，一点皇腔都没有，但因为说的是人话，日本的国人就大受感动。而那些一心想当实质性皇帝的人，不是让人赶走到沙特就是狼狈下台，走了也不错，带点钱，带点黄金，收拾收拾就走人，其国民也给面子，既往不咎，只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再也不想要说官话的人。利比亚的卡扎菲就很有些不妙，说官话已经多年，行走的是皇帝路线，结果在内受反对派的打击，在外受多国打击，估计这次是在劫难逃。
一个国家存在着官话和私话两种话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基本原因不可忽略，一个是不受限制的皇权或绝对权力，另一个是恐惧。绝对权力通行的原则是恐惧，孟德斯鸠对此早已经说得很清楚。恐惧使得人们不能说人话，说人话就意味着死亡、失业、进监狱。对于官员来说，说人话就可能失去官职、流放，甚至灭九族，所以官员必须说官话才能生存与发展。而皇权下的臣民想办点事，必须进入官话系统，由私话转换成官话，事才能办得成。不过，私话变官话，私话的空间就少了，除了谈谈爱情，唱点爱情小调，搞点相声逗点乐，也就没什么空间。绝对权力也因此失去听人话的机会，这听人话的机会一旦失去，统治就难以维持。就拿利比亚来说吧，如果卡扎菲少讲点官话，多听点私话，哪会有反对派，而且还是持枪的反对派。如果不断地听到私话，就是有反对派，也是忠诚的反对派，外国人也不会闲着没事炸他的国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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