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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吴宓，解中国：也说五七年的反右
一、
艾科说，“水果是结果”。（艾科《波多里诺》）这个话自有其哲学原则；一般而论，艾科的詮释学经常如此揭示词与物的关係。）
按照这样一个诗意詮释学来解读中国的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人们在反思1957年反右运动的时候，往往把此年代说成是以后假大空灾变的起因；这个解释有不完善的地方。因为，真正的灾变不是发生在57年，而是发生在49年。也就是说，1949 年的中共易帜，是一切假、大、空诛心之论，毁灭之论的开始。一切谎言，假话和异化，开始于兹，而并非开始于57年——否则，57年鸣放以后，全国范围的大反击，大检讨，大批判，就似乎是无所由来，好像很突然；其实不然。这种大反击，大检讨，大批判；告密，揭发，兄弟倪墙，父子反目，老婆揭发丈夫，朋友出卖朋友……已经成就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部分内容。这个检讨和批判文化，成为所谓“事件发生两次”说法的应验——57年，大致上说，是中国人自虐和施虐的第二次表演——更是毛式文化侵入中国以后，第二次施行人性改造和人性毁灭。如果说，1949年以来的国民自戕和毛式迫害合谋，尚未达到57 年的明晰观念，那么，那个初级观念，却已经產生且得到大致的“圆满”。
严格来说，这个人性改造和人性毁灭运动，当然不是从49 年开始，而是从瑞金、延安开始，开始于整风，打AB团，杀第三党等等运动。若要更早追述，这个社会主义运动，则开始于“马列一声炮响”，开始于后来托名为54的所谓新文化运动，那种前文革式的大批判——诸如要毁灭汉字、烧掉孔孟、全盘西化等等，及这些运动的文化——反文化人物，和学衡派、会通派坚持国粹之精神，传统之原则的儒家学人如王国维，陈寅恪，梅光迪，吴宓等人发生激烈冲突。于是，中国的思想路线朝向了两个方向、两种命运。一种是，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阵地，以及蒋介石等人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加上他和宋家之皈依基督教；另外一种，则是毛化马列和革命道德的“崛起”。这个过程，成为一种正好和中国儒家学说之人则、原则完全相反的反文化和反道德——是礼仪廉耻，仁义道德之原则的反向原则。这就是“革命”扭曲道德，“革命”迫害道德或者说反道德之形成过程之一瞥。这个反道德论，在马列名号下盗用人民的名义，实行民粹主义加毛式独裁。这个歷史，有二、三十年。这个二、三十年，竟然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道德基础和人伦起点。一切进入革命正确和杀戮正确说。一部毛式搅肉机，开始转动。一场战役，几十万，上百万中国人，就这样死在搅肉机下。“解放”，成为合法杀戮和毁灭的最好藉口。到了49年，搅肉机，变战争为镇压。其存在，就像马列腐质一样，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这个气味，贯穿全国。报纸媒体开始连篇累牘地宣传这个搅肉过程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在此意义上，我们说，57 年，只是这个党文化铁链上的一环而已。这个“硕果”，其实是早先的“水果的结果”，而非无中生有和仅仅开始——绝对不是肇始篇。
这样，我们也才可以说，57 年毛式镇压的到来，是伴随著全民的检讨和工农兵对于所谓右派的全国性批判，而呈现，而完成，而“正确”的。也就是说，毛在49年，甚至更早，业已铺垫完毕的检讨文化，人人自危文化和人人反对人人的极权主义文化，截至57年，宣告其完成，也就是对于国人驯化过程之完毕。那么，证据何在呢？证据不胜枚数。
我们知道，甚至林昭，也在1950 年7月写出了自我检讨式的党文化文字，又何论其他！就不要说那些一直毛附于皮之辈（准确说，是皮（中国知识份子）附于“毛”——这也是中国字词的“活学活用”）。所谓社会主义心灵大改造运动，统摄所有来自49年到今天的一切运动。其中尤其以文革和反右为甚！这自不必赘述。
那么，吴宓先生作为一个在1920 年（即五四运动发生不到一年时间）就激烈反对之的大儒，他的1949年和1957年，是不是反映了我们所说的这个看法呢？完全可以由吴先生言行作证，以言此表。
二
吴宓大师1949 年日记被其友人“擅自焚烧”，付之闕如。只剩下几则。一则中谈及苏美抗争。以为美国是DECADENT IMPERIALISM即衰落之帝国主义，“文明覆亡，殆成定局”，云云（是其友人云）；宓言白璧德呈如是观。那是1949 年12月日记（所援均见《吴宓日记》八卷本，从1949 年——1975 年）此述始于1950年元旦。宓在学校庆祝节日。人们围绕俄籍教授高呼“史达林万岁！”“毛主席万岁！”――“无事不富督促改造投降之意味者”。那时，对于地主的逼迫和经济压榨已经开始。宓敍述了他的亲属被逼缴出“退押”金无能力跳河自尽。其友“亲见某地主（其戚——原为小号字，这里代用括弧——笔者）无力缴款者，男女均褫衣，罚跪盛水之浴盆（木制），或更以冷水浇其身。又一人迫令裸膝跪在地面玻璃碎片上，而头顶木杠，两端系石。如此酷刑虐逼缴纳，不问地主有力与否。概令工商业存款一律冻结，于鬻宅虽价廉亦无人买，故地主咸苦莫伸――（笔以阶级为界，以报仇立义。……）。
第二天，宓参加学习会议。”勉强发言一次，以雅典、斯巴达之战为比，证美之必败。“可见，宓大师也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头。1950 年1 月4日，宓写下关于他对于女性革命化的见解。并且说明，”眼看婉孌成豺虎“，避之，厌之，俱之。事情是这样。时值所谓抗美援朝。学生对此必须表态。”此下为甲乙丙三女生，出身豪家名门，毕业教会女学者之懺悔供状。其中甲乙二生，虽淡妆毁容，涕泪交颐，声嘶力竭，仍可见其风神之美、容貌之秀，与昔年之服装风雅丽都，此真以美人为牺牲品矣！“宓大为感叹！
他继续写道——
“夫爱容饰，美衣服，趋势尚，耽游乐，甚至广交际，重爱情，乃中西古今少年妇女一般习性，综有悖闺训，亦何伤乎大德。今必强行其在广厅当眾自白，认为奇耻大辱，自悔自责其所犯极深且重之罪恶，几乎求死不得，无顏立于人世也者。又以种种悉归罪于美帝，不谈个人道德，（或性情）惟事政治宣传。”
这个情形难道只是57 年晚些时候发生之司空见惯之乎？否，那时是1950 年。宓以为那种做法有些清教徒味道；但是和马列比较，“目的和主要精神则正相反。”
可见，宓知道马列之伪宗教和真宗教之异同。此为第一则关于美女革命化的故事。第二则马上出现——
在逮捕一个所谓特务以后， 师生开会声讨。“……发言者多为女性，明眸皓齿，燕语鶯声，而做出狰狞兇悍之貌，噍厉杀伐之声。宓久恋女子，后感厌离，乃今乃叹为观止矣。”
狰狞貌，杀伐声，于是不绝于耳于整个49 年后歷史，含57 年。我们略作回顾。57年，著名美女子批判著名美女子之事例很多。比如我们前此说明的，批判彭子刚（原大公报著名女记者）时候，就有同样著名女记者杨刚，说彭是资產阶级妇女和资產阶级右派妇女。也是噍厉之声，兇悍之貌。文革时期，这个女子野蛮更是有增无已。我们屡次言及之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宠倖世袭阶层女学生，就不单是噍厉之声和兇悍之貌了，而是棍棒相加，拳打脚踢，致死校长！毛在接见时候还说，“要武”——他们打死校长在66年8 月5 日，毛在8 月18时候，就这样鼓励了杀伐——其实，当时死人，当局，北京市政府和周恩来办公室都是心知肚明，毛绝对知道。这就是女人在革命时代的故事。据说，妇女之解放是人类解放之前提——那么，妇女解放到兽行大发，又是什么意味呢？女性的野蛮，是不是也是毛研课题之一呢？也许，我们当另辟蹊径来言及这个课题。
短短几天日记，极权主义之“人民”概念——加上他们的妻子、女儿、情人、女生……这些慢扳乐章中的人物，都变得疾风暴雨起来，“革命海燕”之概念——已经似乎昭然若揭。人们在“解放”的蛊惑和诱导下，以消灭敌对阶级开始了消灭个人和自己的运动——这个运动，不是肇始于57年，或者仅仅肇始于57 年。难道不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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