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缺德焉能使民崇德？

湖北荆州的长江水面上，几位儿童遇险，一群大学生进行搭救，其中三位不幸溺亡。这当然是一出闪耀着道德光芒的悲剧，尤其在世风浇漓的当下，更能反衬出几位年轻学生灵魂的伟大。和上世纪80年代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生张华为救跌落粪坑的老农而牺牲相比，今天的公众对生命的意义、人性的价值有着更为理性的认识，少有人去比较救人者与被救者谁的生命更值钱——这种观点首先承认人分三六九等，人命有轻重贵贱之别。

 

当地群众并没有停留在简单地对英雄的缅怀、对义举的歌颂，而是在新闻报道出来伊始，就有人以知情者的口吻在网络上发布背后的真相：当时救人现场有营业的船只，船上的人在其他人哀求下，漫天要价才肯救人，耽误了最好的时机，船上且有人说出“救人不如捞尸”挣钱等令人齿冷的话。一开始当地有关部门“辟谣”，但后来有媒体报道有关部门开始调查此事。——看来此事八九不离十是真实的。最后显现的真相也许是残酷的，会令当地官方很没面子。但我主张决不能回避背后的真相，更不能回避对真相的深度思考。一群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他们的单纯、善良、侠义和江面上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人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不仅冲击着我的心扉，更让我感慨，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变得那样的坚硬、无情、麻木？

 

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是中国人争论了几千年的大问题。尽管，民间社会曾有过这样的俗语——“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无尸骸”，表达的是一种好人没有好报的无奈。但多数时代，除了一些社会的边缘人物——如十字坡开黑店杀人越货的强盗，多数人是有起码的道德观，能做到“人溺援之手”。因为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特点就是一个熟人社会，政府管制之外，民间社会自有自己一套运行规则。如果一个人道德沦丧到极点，眼睁睁看人落水有能力搭救却漫天要价才救人，这个人将来很难在世上混下去，他及他的家人将承受巨大的压力。所以尽管多数时候，“官德”很差，“杀人放火金腰带”表达的就是老百姓对那些身居高位者反而道德品质低下的一种愤懑，官员阶层道德整体沦丧也会对民间道德有负面影响，但却不可能是致命的，民间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能够经受起官德败坏的冲击——因为庙堂和江湖之间，毕竟有些距离。所以人常说：仗义每多屠狗辈。

 

我们必须承认，今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转型是几千年最为剧烈的，无论从社会结构、经济状态还是公共道德方面。人们开始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但以陌生人组成的工商业社会照样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如守契约讲法则，厘清公域私域的界线等等。与古代不一样的是，这六十年来，中国政府几乎是一个全能政府，对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管理比哪朝哪代还要全面具体，将公权力的组织延伸到每个村落，这是秦皇汉武不可能做到的。古代“君师合一”只是理想状态，暴君贪官管理土地上，照样会有许多义民。而在政府全方位的管理下，民间自治空间基本上消失了，官方意识形态强大无比，“官德”如何，直接决定着“民德”如何，民间道德体系很难独立地存在官方道德体系之外。于是，官员讲廉耻，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较高，反之亦然。我觉得，这些年整个社会道德出现大面积滑坡，“官德”不修是重要原因。就以刚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案”为例，执法部门用“倒钩”的方式，采取诬陷、威逼要助人为乐的司机承认开“黑车”，从而进行罚款。再以荆州所处的湖北为例，近年来出过“五毒书记”张二江，出过镇官酒后侮辱民女邓玉娇被杀死等许多案例。如此，怎么可能让老百姓普遍具有高尚的道德呢？这样的官员如果要求公众要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岂不是笑话。

 

如果没有证据显示当时江面渔船上的人有违法犯罪的情节，比如引诱孩子下水或阻止别人搭救，仅仅是见死不救，那么尽管公众可以指责他们“散尽天良”，但只能是道德层面的谴责，当地政府切不能为平息民怨，而滥用公权力惩罚这些人。我觉得当地官员更应该做的是，反躬自问，自家“官德”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