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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迈克：中外学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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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09年4月27日下午，清华大学邀请欧洲著名的中国史学家，瑞典隆德大学沈迈克教授到该校就文革研究做一演讲，演讲地点在该校文北楼309室。沈教授在演讲中，谈到了他二十多年来的文革研究，他的研究方法，以及为了撰写《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所做的基础性的工作。他的演讲受到了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本刊征得沈迈克先生的同意，特将其中文演讲稿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不久前，瑞典政府机构“二十世纪历史”邀我对中外历史学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历史（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做出评论性的概述。我今天在这里简要地用中文讲一下，并做一些补充。另外，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一些研究方法，即，如何阐释、分析和撰写所谓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十年。这些观点我都写进了我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LastRevolution）一书的附录“关于征引材料的说明”，这本文革历史书的英文版已于200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台湾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关心译，唐少杰校）、发行。这本书的法文版、西班牙文版即将于今年与读者见面，随后还有韩国文版、日文版（2011年）。
毋庸置疑，对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中外学者来说，最重要的阶段莫过于通常被简称为文革那十年。尽管苏联大约在1928年至1931年也经历过一场“文化革命”（Kulturnayarevolyutsiya），但是它却有着较为狭窄的内容，并且最主要地是局限于对苏联文化领域里所假设的“资产阶级”现象的抨击；相比较而言，它无法与毛泽东波及一切领域的“大革命”（motherofallrevolutions）的巨大震撼相比：从地方到国际层面，超出了文化领域。力图描述和理解毛在1966年夏天对中国的青年们说“造反有理”后把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入危机之中，并且还要说明这一切为什么发生，非轻而易举。对此，任何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意识形态的因素固然重要，政治、社会、军事、经济、文化、法律和人口都不能忽略（以及诸如毛本人不断加剧的偏执狂性情的特异体质心理因素）。这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必须强调，对于文革的发生，其他人也负有许多责任，包括后来成为文革牺牲品的一些高级政治人物（即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以及他之后的林彪）起初也是全力支持文革的。
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学术成就：当时的和后来的、中国的和外国的
对于文革做出实事求是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开始。1966年，周恩来总理在写给“首都大专院校造反司令部”的一封信中说：“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真理的标准只能是一个，那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在毛去世之前，这一思路意味着：若是伟大舵手所言或所思与现实有所冲突，那么后者就是错误的。在文革时期地下流传的、少得可怜的独立分析文革的文章却被当局一律视为异端邪说和有颠覆倾向；作者们在毛泽东还在世之际不是身陷囹圄就是厄运更糟。（参见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有一些关于文革的学术研究著作出版，但是这些著作中仅有少数今天还值得一读。这种早期的著作基本上是在政治学或社会学的领域，另外还有使用笔名的外交官。在瑞典，这个时期还没有人客观地写过文革。在1976年至1977年的冬天，我作为从中国高等学府归来的“工农兵留学生”基于亲身经历所表达对文革的批评，经常遭遇人们的质疑。
评述毛泽东去世前后一段时间的文革研究可以在一本基于档案文献资料的、开创性的文集中找到，这就是由斯坦福大学于2006年出版、发行的《作为历史的中国文化大革命》（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asHistory）一书，它主要是由像周杰荣（JeremyBrown）这样年轻的美国历史学者们所做出的贡献。它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之外的学术研究：
明显的是，这种研究重视的是社会结构和稍后称之为国家--社会的关系。政治参与的研究者们考察的是个人和群体在政治制度明确的压制下追逐他们各自利益的方式。政治制度的研究者们密切调查的是既在决策过程又在决策实施过程寓于官僚利益与群众选举之中的讨价还价的证据。教育体制和就业结构的研究者们考察的是驱使个人去与体制性发起的政治活动相合作或者相退却的模式的职业激励。低层大众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研究者们探寻的是国家制度用于扩展国家的权力而又与此同时削弱或改变这种权力来滋生出的社会网络和个人忠诚的方式。
《作为历史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一书还指出对1966年至1968年文革高潮的研究成为了中国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主要出于对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出现的兴趣。在今天看来这些研究是有以下问题的：
这些用于阐释的证据是多么显而易见的薄弱。有人也许会欣赏他们的别出心裁，即由某些作者根据采访为数不多的流亡者，根据红卫兵小报、大字报和传单、电台广播稿件和地方报纸鲜为人知的论题而做出的零乱不堪的复述，来重建关于不平等和冲突的模式。诸如此类研究缺乏今天被学者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原始资料，即直接的当地采访和重要参与者的口述历史；广泛征集小报、传单、讲话和大字报；已出版的地方史、参考著作和官方的社会统计概要；甚至相关问题的概述研究。（同上，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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