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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写：民间的努力与探索——雷颐、章立凡对谈录
1978年之后的民间历史写作，几乎是从一片空白处生根发芽的。三十多年来，既有阳光普照，又有风雨雷动，值得庆幸的是，记忆之根一旦落土，就凭借着自身的韧性和努力，成长为参天之木。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历史记忆只存在教科书和官方记述之中，这种记忆显然是残缺的。而民间历史书写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一个个细节，为这种残缺，僵硬的记忆，填补上生动的一笔。让模糊的重新变得清晰，让流逝的不被忘记，也让遮蔽的再次被回忆。
■ 80年代：精英的个人反省与时代反思
雷颐：1949年后的历史叙述是意识形态建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就有了一套规范要求，知识分子要按照一定的角度来反省自己的历史，但这个不能称之为个人写史，因为它是按照国家的意识形态指导的。此外，1960年代还有一个“写三史”运动，实际上这是跟“四清运动”紧密结合的，它怎么写都有一些具体要求，当时出了一些册子，指导大家怎样写村史、怎么写社史，写这种史的时候怎么样进行加工，哪些要舍去，哪些内容不合适，这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内容都纳入到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系中，要把个人史编织到国家的话语建构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东西不能称之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个人写史。
我们今天的个人写作史是从个人意愿和诉求出发的写作。这是个人主观认识和选择的结集。你可能是同这个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这是你个人一种主观认识和选择的结果，不受干预不受限制。我觉得这是从1978年之后开始的，因为在那之前，人们根本不敢如实地谈自己经历的人与事，这一切都是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的。所以只有经过了稍微宽松一点的环境之后，才有了个人写史的可能。
章立凡：以前的个人写史，多数是想自证清白，外加自我批判，再就是认罪或者辩诬。
雷颐：改革开放以后，政权对社会结构的控制方式和从前那个全能社会比还是有所不同，放松了，就给个人写史留下了空间，至于写了能不能发表是另外一回事，起码可以印成书，真实地记录下来。人们是从反思 “文革”开始一步一步走向了反省。
章立凡：这股反省潮应该是以名人和高层的精英为主，因为话语权比小人物要大，所以他们就先行一步了。说到这里，我觉得巴金的《随想录》对我们这种读者来讲，影响是比较大的。
雷颐：我们读巴金的时候，很少接触到巴金那种三十年代的文风，他还有当年那种文采。（让我们）感到一种新奇吧！
章立凡：而且他是有延续性的，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个人的变化，他从接受无政府主义开始，五十年代又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到“文革”期间又开始反思，“文革”后他写出这个作品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思想过程。
雷颐：很详细地写一段真实的历史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
章立凡:八十年代初还有一本书，就是刘晓庆的《我的路》，影响大极了。《我的路》说的是一种个人奋斗的人生观，就是她个人的经历。但是中国人觉得这与传统观念不同，写个人经历的，只能是一个英雄、模范、典型，她就写自己怎么样从一个知青慢慢成为一个名演员，里面还带有自责，所以这是当时意识形态所不能容忍的，说她宣扬个人奋斗什么的，这本书也是个人写史的比较早的一个。
雷颐：八十年代还不能不提报告文学，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等……
章立凡：报告文学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是非常热闹的一个门类。作为一种纪实文体，报告文学可以对个人史和社会史，进行一种全景式的描述。
雷颐：还有一种形式是口述。张辛欣和桑晔合作曾写过一本《北京人》，就是随机采访一些普通人做口述。这种形式在美国早就存在，但当时在中国还比较新颖，中国后来做口述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章立凡：还有一本书是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讲述小人物在“文革”时的经历，也是采取口述的形式，把大块的个人自述放在其中。
雷颐：八十年代的个人写史潮，就像后浪推前浪，可以说是互相衔接，也可以说是一浪接一浪。
章立凡：我觉得八十年代有个基本特点，是在一定的框架之内叙事。虽然要表达一些个人经历和不同的感受，但还是尽量让作品趋同于主流，总体来讲不是对体制的反思，也不是对时代的彻底反思。因为那时候还是有发表条件的制约，要有发表的载体，必须要通过书或是杂志、报刊这类形式。所以须遵守一定的尺度。
雷颐：并且也跟当时的认识水平有关，八十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向上的时代，对体制是充满信心的，觉得虽然经过“文革”，但通过这个改革，社会是往前走的。
章立凡：对，那时候是有朝野共识的。
■ 90年代：民间社会催生民间写史
章立凡：九十年代基本是个分化过程，一部分人正式地跟主流分道扬镳了，完全按自己的方式搞个性化写作了。当商品经济发达以后，人的谋生方式也多样化了，八十年代还是很单位化的，脱离了单位你就没饭吃了。九十年代以后，全民经商这拨改革潮，确实给了个人写史的一个经济条件。个人可以不靠国家来养活，自由度就高了。
雷颐：简单概括就是民间写史和民间社会是紧密联系起来的，没有民间社会就没有民间写史。
章立凡：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市民社会就开始出现了，为民间写史提供了条件。
雷颐：包括发表平台。
章立凡：这里不能提到两个杂志，一个就是《百年潮》和一直坚持到现在的《炎黄春秋》……
雷颐：还有一个是《随笔》，好多个人写史是在《随笔》上发表。
章立凡：还有《人物》杂志，上面也有一些个人史的内容，不见得都是大人物。那个年代的杂志很多最后都消失了，能够延续自己的风格保存到今天，还不被读者抛弃的，都是很不容易的。
雷颐：那个年代一些报纸的副刊也是很大的平台。
章立凡：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南方周末》，只知道《羊城晚报》，就因为《羊城晚报》有个很不错的副刊。
雷颐：当时影响很大的还有《文汇报》的“笔汇”。
章立凡：《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
雷颐：我记得《北京晚报》还有一个“回忆我的票证时代”栏目，有很多很不错的文章，但可惜后来停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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