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反思“东方红”——在《人民音乐》编辑部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 阅读
反思“东方红”——在《人民音乐》编辑部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东方红”： 毒害了毛泽东，也毒害了大众
之前我曾经跟身边的一些朋友说过，我们的生命精力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可能的话，1949年之后大陆出品的文艺作品能不看的就尽量不看。我们今天泛政治化的八股文风以及凶神恶煞的语言暴力大都都源于那些东西，很多人曾经以为这30年来中国人的文艺审美已经找回了一些，事实远非如此，因为没有真正深入的反思，很多人并不知道一些冠冕堂皇或习惯成自然的东西其实都是些唯政治宣传的、唯意识形态的、以集体扼杀个性的东西。近年所谓对“红色经典”的怀旧，其实只是一部分人因为他们经历过那个时代，在那些东西上能找到自己相应的生命印记，所以有着相当的留恋和陶醉。但作为“传世”的艺术品而言，那些东西其实是让人有疑问的，尤其是当我们发现一整个时代的所有艺术品竟然会用那么整齐划一的规格批量生产，它们作为一段特殊历史的佐证价值显然要比艺术价值更耐人寻味。王西麟虽然只是说他的音乐，但所指的又何止只是音乐呢？
无论在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在由歌颂个人崇拜而掀起的通向专制独裁的造神运动的狂澜巨涛中，文化艺术都被驱使而成为最大的“真诚的帮凶”而发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作用。在前苏联的30—50年代，大量的个人崇拜的文学、戏剧、诗歌、电影、交响乐、大合唱、大歌剧、芭蕾、美术、雕塑等等，其数量之大、质量之高，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巨大的现象，我和成长在五十年代的同代人正是太熟悉这些艺术了！而且其中绝不乏大量的感情真诚、艺术高超之作而令人感叹！我现在还保存有一些作品的总谱，其中有阿力山大洛夫的合唱“斯大林颂”，1953年斯大林死时，15岁的我听这个唱片曾感动落泪；1963年我听苏联阿塞拜疆作曲家加芝也夫的“第二交响乐—追忆列宁”，水平很高，深刻感人。五十年来我国所有的的同类作品根本差之千里而难望其颈背。但是苏联、东欧顷刻之间的崩溃解体使这些大量的歌功颂德的作品突忽之间全成了过眼烟云而荡然无存，证明了它们绝对没有保护、捍卫、挽救那个制度及其统治者的失败和灭亡的功效和能量。而留下来的恰恰是当时被批判的又被后人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见证”的萧斯塔可维奇交响乐作品，而不是他的在高压下创作的歌功颂德的应景之作“森林之歌”。
在世界音乐史中，除了歌颂上帝的音乐之外，从来还没有歌颂某一个国王或皇帝个人的交响乐或音乐作品，而不论该国王或该总统多么伟大。在欧洲，英国从来没有过“维多利亚女王颂”大合唱或“丘吉尔颂”的交响乐；在罗马、希腊没有过“亚力山大大帝颂”交响乐；在法国没有过“路易十三/十四/十五颂” 或“戴高乐颂”大合唱；路易十六是在法国大革命中被人民送上断头台的。在德国也没有“威廉国王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在1917年前的俄国，也没有“彼德大帝颂”、“尼古拉二世颂”等沙皇本人的大合唱或交响乐。为政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写歌曲、写交响乐、写电影、写小说进行歌颂这一个人崇拜的文化现象，乃是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产物而在前苏联发生、发展、兴旺并成为“党的文化”的强大主流的。但是在1917年苏联成立的初期也还没有，只是到了30年代斯大林的大肃反大清洗、要确立个人的独裁统治时才建立起来，并在40-50年代特殊兴旺的。但是奇怪的是，号称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却并没有作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颂“、“恩格斯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而自称是他们的继承者和学生的列宁尤其是斯大林却拥有不少的歌剧、交响乐和多得数不清的歌曲、合唱。自斯大林 1953年死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批判否定了个人崇拜，自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歌颂他的艺术作品了！不久之后连歌颂列宁的作品也没有了！而且自斯大林死后的六、七届前苏联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位也再没有他们的颂歌了！没有“赫鲁晓夫大合唱”，没有“勃列日涅夫进行曲”，没有“戈尔巴乔夫颂”和“叶利钦颂”的歌曲和交响乐。可见这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斯大林独裁建立的歌颂他个人的文化现象。
在封建毒害最为深久的古代中国虽然有大量的御用文化，而无论古代和起自1919年的“五四“后的现代中国，并没有“孙中山颂”交响乐，也没有“蒋介石颂”大合唱。唯有“东方红”作为毛泽东的个人颂歌，却实实在在是对前苏联的个人崇拜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模仿和政治模仿，这大概是所有人都不争的事实吧！
“东方红”的原始面貌，今天早已不为人知了！它本来是一首活泼轻快的陕北农村民歌小调，而且被民俗学家划入情歌之内，它的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还有更早的少为人知的原装歌词《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我们曾看到的最早的新的歌词，是被署名为当地的农民歌手李有源填上的新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他是人民大救星”。它被当时延安根据地的新文艺工作者采集民歌发现以来，这歌词是否又被修改拔高过，我们已不得而知了，但是它的命运就被提升和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而绝不同于任何其它普通的民歌了，它是正好适应了1942年延安整风后毛主席全面的登上领袖地位并要求扩大和加固其个人地位的政治要求而被发现、提高、加工、推广的；它也的确曾在根据地作为领袖和人民亲切的新型关系而流传。但是它从诞生之初就浸泡了特殊深久的封建的文化母体的的毒汁腐液而不被发现，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三中全会前后，在“实践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才被提出反思，人们把它的歌词“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和 “国际歌”的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打碎身上的枷锁，只有自己救自己” 的诗句相比，对它的个人崇拜和封建感恩的造神意义提出过质疑和批评。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神颂的全过程的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不是矛盾的吗？”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上一篇：雷颐、章立凡：民间历史书写与探索
- 下一篇：蔡定剑：中国宪政百年回眸与脚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