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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社会失序是当下的严峻挑战
吴思先生曾提出潜规则的概念，最近吴钩先生又提出隐权力的概念，他用这个词来揭示历史上官僚体制下权力的隐秘运作。其实，无论是潜规则也好，隐权力也好，表明的都是正式权力规则的失效。结果就是权力的失控。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权力的失控可以用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表现出来。一方面，权力霸道专横，恣意妄为。另一个方面，整个体制的权力和权威基础受到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权力的失控同时也意味着一些部门的官员实际上不是在对这个体制负责，而是用伤害整个体制的办法来获得上级的欢心，用表面维护体制实际损害体制的方式为自己谋取利益。这种现象对体制会造成深深的损伤。这种损伤的两个致命之处，一个是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一个是道德优势受到损害。结果是为一个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机制到时候无法发挥作用。这次的钱云会案件就是一个例子。有人说，乐清事件已经收尾了，但乐清事件的真相可能永远烂尾。最坏的结果是一个没有真相的结局。不是说事情本身没有真相，而是说没有一个被社会认可的真相。更进一步说，我们这个社会在失去真相让人们认可的能力。
就社会的角度而言，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在权力肆无忌惮的地方，权力吞噬了理和法，无理可讲，无法可依，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的感受。所以在谈到加强社会管理的时候，有人说，社会管理首先是应当将权力管起来。如果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监督，社会失序的趋势是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的。当一个社会公平正义不能得到有效维护的时候，就导致一种双面的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增加，一方面是犬儒主义的盛行和是非与道德感的泯灭。近些年来，我国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根据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已由一万起增加到六万起，参与人数亦增加到307万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访谈时透露，从2006年到2010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有人据此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上海交通大学《2010中国危机管理年度报告》则显示，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有72宗，即平均五天便发生一宗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
在一般民众中，则是犬儒主义心态的形成。犬儒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对改变不公平状况的绝望，于是只能承认现实，然后再在冷嘲热讽之中认可不公和不义之事。圆滑和韵于世故被看作是成熟的表现，为公平正义进行的抗争则被视为幼稚。这种犬儒主义，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罩住中国改革的魔障。有人经常说，改革现在已经改不下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丧失了面对和改变社会不公的勇气。
社会失序中的非制度化生存
近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中的许多人，包括受到人们羡慕的公务员，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去年底《人民论坛》杂志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半数党政干部受访者自称“弱势群体”。而有这种感觉的，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受访者达55.4%。《新京报》所做的“京报调查”则表明，认为自己处在“非常弱势”位置的占18.8%，认为自己处在“一般弱势”位置的占61.9%，整体上有八成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只有12.2%的人将票投给了 “一点也不弱势”。
在这个现象背后的，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社会结构的断裂，二是在一个失序社会中人们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
早在本世纪初，笔者就曾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以警示我们社会中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危险趋势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中，大体沿着上层与下层、贫与富、城与乡的脉络，在形成一条主要断裂带。在断裂带两端的，是社会的分歧、对立和断裂。当前中国社会中的一些矛盾和对立，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仇富”与“嫌贫”意味着精英和民众之间的裂痕已经大大的加深。前些年我就曾分析过这样的现象：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这种断裂的社会结构反映在行动的层面上，就是上层寡头化与下层民粹化的趋势。这样的结构性背景，无疑为理性地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增加了难度。
其实，在一个失序的社会中，无论是社会的下层还是上层，甚至就是企业等行动者，都往往是生存在一种非制度化的状态。
前面说到的河南高速天价收费案，形象地表明一个行业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一名农民，两辆挂假军车牌照营运的大货车，8个月2361次免费通行高速公路，偷逃过路费368万余元人民币，而其利润才只有相对少得可怜的20万元。据报道，在8个月的偷逃过路费期间，如果正常缴费，需缴纳90万元；而如果要保证有利润，就得超载，而超载又面临高额罚款，在其368万元涉案金额中，仅罚款就达278万元。这意味着，在这样的环境中守法经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这样的状况，不仅仅在运输业存在，在其他的行业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比如乳品业，三聚氰胺事件几乎摧毁了中国的乳品业，而最近发生的皮革奶又给乳品业雪上加霜。问题是在于，这是否仅仅是一个道德或监管的问题，道德和监管的因素自然是不可否认的，但在其背后，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产业的生存状态。当时的报道就表明，在这样的一个产业生态中，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其他经营者那样使用三聚氰胺，要么亏损倒闭。而最近家乐福和沃尔玛两大跨国零售巨头因涉嫌欺诈受罚的事件，更说明，在一个生态已经恶化的环境中，一个在其他环境中奉公守法的企业也会“变坏”。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两大商业巨头的发展史表明，价格欺诈并非其成功范式的组成部分。那么，何以在中国敢于这样做？什么样的激励造成了现代版的“橘生淮北则为枳”？答案是，与业界生态有着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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