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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师刘师培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作者:付 平 袁 贺 来源:《人物》杂志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12日 点击数: ( 字体: )

 
 
  革命的路线之争与背离革命
 
  1907年2月,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偕同母亲、妻子何震及何氏表弟汪公权东渡日本,拜谒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刘师培很快成为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主要作者之一,继续他在国内就已经形成的革命主张的宣传。但就在这时,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改变了刘师培的革命生涯。
 
  刘师培此次东渡扶桑,是其生命的重大转折点。刚到东京,刘师培恰好赶上日本政府劝逐孙中山的事件,立刻便卷入了革命阵营的内讧。2月25日,日本外务省次官举行宴会,为孙中山饯行。参加宴会的有黄兴、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张继、汪东等人,日本方面则有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和田三郎几位,刚刚履日的刘师培也在其中。此次孙中山离日,接受了日本政商的一万五千元捐赠。由此导致了革命阵营的内乱和分裂。原因是章太炎主持的《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此时正经费紧张,因此章氏提出,将一万元留作报社经费。而孙中山却对章太炎办《民报》的风格有意见,觉得章氏一伙不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宣传革命,却大谈什么国粹,迂阔而不合时宜。而且,南方再举起义更急需钱,因此只同意拨给两千元。章太炎则为此给孙中山作解释,表白自己谈国学,无非是为革命实践奠定更深厚的理论根基。
 
  这里需要做一点说明,以了解章、孙二人的分歧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章太炎等人认为谈国粹有助于革命的实践其实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们的依据是他们对当时世界的判断。他们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当时世界的竞争是种族文化的全面竞争。章氏曾经非常敏锐地把世界各国文化区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仪刑他国者”,一种是“因任者”。前者模仿他国,根底浅薄,如日本者流;而后者则“能自恢扩”,如中国即是。章氏的意思非常清楚,中国的未来扎根于中国文化自身的恢复和弘扬。问题在于,由于满清的统治,中国文化的根基被摧折了,因此,为了中国的未来,必须先恢复国粹,才有可能有中国的未来。章太炎的主张正是当时革命党内部熟悉国情者的共识。显而易见,国粹论者关心的不只是革命本身的问题,他们走得更远,关心的是如何立足于中国文化重建中国的问题。章太炎他们据以立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否有可以商榷姑且不论,但他们的结论则不为无识。至少,时至今日,整个世界大谈“软实力”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佩章太炎他们的远见卓识。和章太炎相比,在西方成长的孙中山显然不太明白个中深意,他关心的是如何在眼下取得革命成功,他理想中的中国是西方资产阶级宪政国家。平心而论,章氏为首的革命话语和孙中山的话语相比,在当时的中国,懂得的人更多。
 
  在路线分歧中,可以想见,刘师培当然会站在章太炎一边。而孙中山当时的表现,对自始至终熟悉内情的刘师培来说,其反应可以想见。刘师培还积极参与倒孙风潮。他找到当时代行总理职权的庶务总干事刘揆一,要求他召集会议,进行表决。刘揆一断然拒绝,这就更惹恼了章太炎和刘师培。于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在《民报》社内展开,张继盛怒之下,竟与刘揆一揪打起来。最终,黄兴出于革命大局的考虑,坚决拒绝取代孙中山的地位,这样,刘师培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同盟会领导阶层却因此发生了很难平复的裂痕,孙中山与章太炎两位革命党的泰山北斗,一时间竟成陌路。
 
  依笔者看,这次实质上是源自路线之争的革命党内讧,对还年轻的刘师培的革命热情来说,其打击应该是决定性的。刘师培本人也曾说:“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既然革命党内没有做路线协商的努力,这就为刘师培自我反思革命,并寻找新的方向留下了空间。他迅速地和风行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搭上了关系,先是1907年6月,刘师培通过妻子何震,以女子复权会的名义办起了《天义报》,其目标是为补充以往论革命之不足,“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之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随后,刘师培又与张继在东京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他开始大规模介绍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刘师培看来,先前只讲民族革命而不考虑无政府革命,说明革命者有不光彩的个人目的,是用光复之名以攫重利。所谓“今之倡言革命,有一谬论,谓排满以后,无论专制立宪,均可甘心,……唯革命党人,多抱此想,故于革命之后,希冀代满人握政权,非惟私设总理之名也。黠者具帝王思想,卑者为开国元勋,复以革命后之利益,荧惑无识之徒。”他的理想是创立一个无政府的平等社会。这一系列言论,无不显示出那次内讧给刘师培思想带来的影响。由此,刘师培偏离了革命阵营。
 
  1907年,刘师培做出了一个令革命党人愕然的举动。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等资料的记载,这年,清廷派程某来东京,向革命党媾和,开价一万元,求革命党不要搞暗杀。可程氏实际上是个打入清廷的革命者,所以,总庶务刘揆一便和他商量,以为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不如“以术取之”。但刘师培并不知道程的身份,在他看来,程某既是清廷所派,当然是朝廷的人。刘师培还指使日本人加藤位夫、吉田三郎把程诱拐到僻隐之所,狠狠地把他打了一顿。因为程氏大声喊叫,警察闻声赶到,才未被打死。
 
  更糟糕的是,就在这个艰难时期,章太炎也离刘师培而去。事情缘起于刘师培那漂亮又悍泼的妻子何震。1908年初开始,章太炎一直与刘师培夫妇同租一处合住,“三人同住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近代史专家杨天石《晚清史事》)个中原因,据说是何震的出轨,说是有一次章太炎偶然发现何震与其表弟汪公权关系暧昧,耿直的他看不惯,就私下告诉了刘师培。结果刘师培的母亲非但不信,反而大骂章太炎居心不良,离间夫妻关系。刘师培本来就惧内,事情就很不好说了。刘师培到底有多怕何震呢?据刘师培的朋友张继回忆:有一个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他家,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刘师培以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那么汪、何二人是否真有暧昧关系呢?据当时身在东京的汪东回忆: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既好名又多欲。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刊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汪公权趁此勾引,便与何发生了关系。周作人也说:由于苏曼殊住在刘家,已有佚事传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都讲过。而汪氏人品低劣,史已确证。可能是出自这些证言,又加上女权主义热衷宣传男女平等和废除家庭,所以张鸣先生这样评论该事件:“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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