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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师刘师培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这样，既有严母，又有悍妻，而且事情又涉及男人都忌讳的绿帽子问题，刘师培和章太炎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就在此时，又发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谋害章太炎。事情败露，很快有了调查结果，是汪公权投的毒。于是，东京留日学生界舆论哗然，对刘师培夫妇极为不利。也就在此期间，应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等报刊，《天义报》也未能幸免。这样，刘师培夫妇在东京很难再待下去，1908年底，他们便返回中国。这一走，刘师培就开始背叛革命。
背叛革命需要有接引，这条路就由清廷特务铺就。汪公权与何震率先下水。汪、何又为何背叛呢？据说是由于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有人这样写道：“何震在东京颇有艳名，与其所谓姻弟汪公权有暧昧关系。一个人讨了漂亮老婆，算不得一件好事。漂亮人总不免有些嗜好，第一好修饰，第二好交际，这两种嗜好都需要有较多的金钱供其挥霍。由于丈夫不能满足其欲望，便容易受到外间的诱惑。何震首先变节，被两江总督端方收买，随后刘师培也上了这条黑船，居间穿针引线的就是汪公权。”而刘师培能接受端方，原因是端方曾经是清廷有名的改良主义者。具体情况据刘师培的外甥梅鹤孙说，端方为两江总督时，李瑞清做两江师范学堂监督，聘请历史教授，有人建议延聘刘师培，但李瑞清以刘为革命党，不敢做主。恰好陈庆年给端方做首席幕僚，李便和陈商量，陈听了非常赞成，第二天便与端方谈到仪征刘氏三世传经的家学渊源，说刘师培“虽为革命党人，近年已不谈种族革命。他若能来，实为上选。”端方于是命江宁藩司樊云门具函礼聘，由李、陈电约返国。刘师培接电后尚在犹豫，而何震久厌居东，听小人之言，并符合她的名利思想，以为能与官场联系，自然另有出路，遂极力怂恿要挟。刘师培不能坚定立场，权其得失，于是贸然返国。
归国不久，刘师培终于做出了污他一生名节的错事。先是，刘师培致函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黄当时代孙中山主持同盟会工作）。信中说，章太炎答应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给2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并把章太炎要他与端方联系筹款的5封信影印寄给黄兴。据章太炎1912年给浙江统一党的电报说，此事纯属筹款游印，与革命活动无关。但这封信还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巴黎的吴稚辉立即抓住了这个线索，进一步诬蔑章太炎早已受清廷收买，扩大孙中山与章太炎的矛盾，致使同盟会由于内耗而元气大伤。史实证明，章太炎的说法是正确的，而刘师培可能属于报复心理所致。
如果这件事还算不得严重的话，那么刘师培向清廷自白并出卖革命党人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这样评论革命党：“中国革命党所持之旨，不外民族主义，故舍排满而外，别无革命。师培自斯以后，凡遇撰述及讲演之事，均设词反对民族主义，援引故实，以折其非。盖事实均由学理而生，若人人知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则排满之事实，自消弭于无形。此即古人正本清源之说也。”这种说词，笔者以为既反映了他接受无政府主义之后的思想发展，也可能掺杂了他在新东家面前自保的心理。然而清廷不会这么轻松地信任一个曾经的革命者，刘师培于是通过他的行动表明了他的忠诚。先是诱捕陶成章。1908年冬，徐锡麟案发后，清廷通缉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时陶正由南洋返国，刘氏夫妇与汪公权亦恰巧抵达上海，刘向端方告发了陶的踪迹。翌年，刘师培又告发同盟会国内中部（长江流域）领袖陈其美与浙江党人王金发、张恭等在沪密谋的隐情，导致革命党人张恭被捕。后来“强盗”出身的王金发找刘“理论”，刘下跪求饶，愿意以身家性命保出张恭，才得免一死，不过，汪公权这个罪恶的小人却被王“解决”掉了。陈其美其时也曾下令蒋介石等暗杀刘师培，但正在美国筹款的孙中山认为暗杀会暴露起义计划，且暗杀行为不足以促成倒清大业，刘师培才得以侥幸保全性命。这样一来，刘氏夫妇注定无法在沪立足，于是只能移居南京公开投靠端方，从此成为彼幕府之人物，刘的身份是两江督署文案兼三江师范教习。后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作为随同一路伴行，直到1911年端方在保路运动中被刺杀，刘师培被起义者扣押为止。
苍凉晚景
投靠清廷的刘师培随着端方的被杀和清朝的覆亡而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但他那些有影响的朋友们并没有记恨他，特别是章太炎和蔡元培为挽救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早在1908年6月1日，章太炎致函孙诒让，恳请孙能够利用学术前辈的身份来调解他与刘的矛盾，所谓“与麟同术，情好无间，独苦年少气盛，喜受浸润之谮。自今岁三月后，谗人交构，莫能自主，时吐谣诼，弃好崇仇；一二交游，为之讲解，终勿能济（以学术素不逮刘生故）。先生于彼，则父执也。幸被一函，劝其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与麟戮力支持残局，度刘生必能如命”。这么诚恳的讲和之语，并没有得到刘师培的回应。在陶成章事件发生后，章太炎在得知以后又致书刘氏，称其变节是受人诱惑，希望他重新回归革命阵营，但还是没有任何结果。然而章太炎并没有放弃，刘师培在保路运动中被扣押后，章氏惋惜其罕有之学问才华，遂作保释其人的《宣言》，内称：昔人曾云明成祖，“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儒，杀之，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刘师培方才得以活命。
转年，中华民国成立，章太炎与蔡元培又联名在《大共和日报》刊登《求刘申叔通信》的广告，再次为之呼吁：“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保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先通一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章、蔡不以刘氏前行为忤，全从保全国学余脉着眼，他们的胸襟显然不是刘师培所可度量。蔡、章都是民国在朝在野的显赫人物，后来他们又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设法营救刘师培，孙中山也发电文敦请开释其人，不得苛待之。恢复了自由的刘氏即在友人谢无量介绍下先在四川国学院讲课，与今文学家廖平互为犄角。而何震得东京老友南桂馨等相助则在太原阎锡山处充当家庭教师，刘不久也到太原谋职，被他在东京时的“同志”阎锡山聘为都督府顾问。遗憾的是，不久，刘师培再次上了贼船，名列吹捧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氏败亡后，他又不得不避走天津。
1917年，蔡元培初掌北京大学，他再次不念旧恶，力排众议，聘刘师培为北大文科教授。还是在大学校园里，刘师培做出了卓越的成绩。1919年11月20日，年仅36岁的刘师培因肺结核病病死，不久，传说其妻何震也发狂而死（一说出家为尼）。据说，刘师培咽气前，派人把黄侃叫至病榻前，吃力地嘱托道：“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说罢，清泪涟涟。他希望黄侃能继承他的学术，并发扬光大，传诸后世。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确，刘师培的一生，确如他死前的总结，本来不适合参与政治，但很不幸，时代把他推向了这个复杂的舞台。而对刘师培在政治上的表现，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至少，那不单纯是他个人的悲剧，更主要的是时代的荒唐。他在政治上的失足，在某一方面，展示了一个没有停止思索的思想者的风格：他不是简单的叛徒，而是一个思想的殉道者。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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