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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那么多抗日爱国的人士无家可归

作者:钟瑜婷 来源:《南都周刊》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19日 点击数: ( 字体: )

分享按钮 【导读】二战结束,学潮在全国高校蔓延,校园充满了政治动荡的叫嚣。“我们同学百分之八十都迷共产党,越是知识分子越是迷。”齐世英告诉齐邦媛,“过度的允诺都是有问题的,过度的热情也是有问题的。”
 
 
齐邦媛与学生陈芳明在养生村书桌前对谈。 摄影/叶亚薇
 
齐邦媛:辽宁铁岭人,国民党政界人士齐世英长女。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来台湾,1968年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研究所,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迄今。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
 
 
“二次大战的那些法国人、德国人、捷克人等到战争后,终于回了老家。可我们回不去了。”爱国的人没有家可回,这个难题齐邦媛怎么也解不开。
 
从两岁时父亲追随郭松龄兵谏张作霖、战败巨流河被迫流亡起,齐邦媛一家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在日军的炮火中从南京辗转到西南;又在国共内战的硝烟里,从大陆漂流到台湾。《巨流河》里描述的,不单是一个家庭的流离史,更是20世纪中国的苦难史。自2009年出版以来,成为港台乃至大陆地区口碑最好的一本书。现在,八十六岁的齐邦媛坐在了我们面前,细细讲述她埋藏在心底里的最深的痛。
 
“你懂我的痛吗?”把最深的情绪讲出来,耗费了齐邦媛很大的精力。
 
2010年12月13日,台湾桃园县某养生文化村。天色阴沉,山峦间,一排排暗红色的现代化高楼于平地拔起,有少许老人在花园散步。
 
八十六岁的齐邦媛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五年,2005年春,经过多次考察,她终于定下在这里的一间小书房写作《巨流河》。跟记者见面后,她缓缓走到大厅一侧的咖啡机旁,边熟练地操作机器,边用细软的声音说道,“我很现代的,喜欢喝咖啡。”她披着杏色针织衫外套,嫩黄夹紫丝巾衬着温和的脸,从容优雅。
 
台湾文坛称齐邦媛为“永远的齐老师”。2009年,齐邦媛自传小说《巨流河》在台新书发表会上,白先勇、蒋勋、简帧等近十位文学界人士均到场庆贺。这些“大咖”,在她眼中都是“极好玩耍”的“小朋友”。他们也亲昵地唤她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朱天文、郑清文、黄春明等台湾现代文学家的国际能见度无不首经她手。
 
八十一岁时,各种病痛开始纠缠,齐邦媛决心要在还有点力气的时候,说最心底的话。花费四年余时间,几百页的手稿《巨流河》出版,成为该年港台地区口碑最好的一本书。
 
在书中,齐邦媛以“自传”形式,回忆了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1924年,齐邦媛出生在东北辽宁,齐世英因追随郭松龄兵谏张作霖,兵败巨流河而流亡。二战后作为流亡学生,齐邦媛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历史。1947年,在国共战争的战火中,齐邦媛到台湾开始从事文学工作至今。
 
这场“自传”让白先勇失眠了,一直读到第二天早晨九点。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抗战多么的壮烈,我们失去了生命中珍贵的好些记忆,齐先生替我们补回来了。”
 
“战争是世上最坏的事情”
 
繁体版《巨流河》的腰封上附有一句话,“读了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
 
齐邦媛却对这张腰封感到生气。书柜里的数本《巨流河》一旁,垒了好些被她揪下的腰封。她语气稍重地抱怨,“这书腰把封面上的房子遮住了,那是我们在重庆时被轰炸的房子,我心里面只有这些房子!”
 
她性格敏感、讲究。在新书上写下签名,双目像小鹿一样警惕地问记者,“你们广东不可以称呼‘小姐’的,是吧?”
 
采访在齐邦媛手写《巨流河》的小书房里进行。落地窗外,墨色的山丘舒缓贴在天际,日升月落仿佛近在咫尺。“在这里,我可以完全有尊严地活着”,这是台湾一家医疗设施很不错的养老院,她每日于房间、餐厅、花园三点一线间独来独往。
 
1925年,齐邦媛两岁,父亲齐世英带着国外的民主革新思想回国,跟随郭松龄兵谏张作霖,战败巨流河,被迫流亡。六岁时,齐邦媛跟随父母从南京、北平,跟着撤退的路线一路往西南,在南开中学四川分校度过少女时期,后就读国立武汉大学的外文系,师从朱光潜、吴宓等人。
 
这段时间,齐世英加入国民党,曾被邀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等职。齐世英也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抗日初期创办东北中山中学,招收两千多名流亡学生,撤退到重庆时创办了《时与潮》杂志。
 
卢沟桥事变后,齐邦媛跟着家人,还有父亲安排下的七百多名初中学生,一起从南京逃往汉口。途中听到无数凄厉的叫声,有人从火车顶上被涮下,也有人因挤着上船掉下海。
 
“战争是世上最坏的事情”,她很明白,自己此生都不要原谅日本人,“为什么人可以这样伤害其他人”,“我非常讨厌暴力。小时候被人欺负,从不反击,只会在一旁哭。”
 
让众多读者“八卦”的齐邦媛初恋对象、飞虎队成员张大飞,在她心目中,足以代表被日本残害的那些人。
 
令齐邦媛唏嘘的是,这场还来不及发生的爱情却成了今日《巨流河》的大卖点之一。在筹拍电影《飞虎队》的导演吴宇森曾公开表示,“看了非常感动,但我没有取得版权,不能纳入片中”。齐邦媛不愿将张大飞的故事拍成电影,因为“那无论如何将会是一种扭曲”。
 
声调虽低,齐邦媛仍稍带字正腔圆的东北口音,“直直”地表达不满:“合着有个张大飞的爱情故事,你们觉得好看,张大飞就是个可怜的、倒霉的小年轻人!我要讲的是更大的沉重。”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只有爱情。她同情他,“他多可怜,父亲被油漆慢慢烧死。到了他自己,二十六岁什么都没想清楚,就死了。”她还感谢他,在天上用生命保护地面的百姓,而自己只会躲,什么也做不了。
 
齐邦媛讲起过去,内心激动,不时地要用纸巾擦拭因患肝炎而不适的双眼。
 
齐邦媛一生爱美,“美的东西常常都是对的”。有读者评价《巨流河》,“书中最让人感动的是,苦难人生中永远不会消失的美、爱、崇高、勇气、正义、悲悯”。
 
她在《巨流河》中一笔一画地纪念,朱光潜老师对枯叶之美的疼惜;英美文学课上遇到雪莱诗歌的生死呐喊;遍地战争却无意发现一片河岸小净土的安心平静;又或是一个眉山明月夜。
 
坐在对面的齐邦媛双手慢慢抚摸眼前盛满多彩环针的白色浅口水晶笔座,表情开心、明亮,“你看,它又重又不复杂,像精神上的快乐。还有这缤纷的夹针,真美。”
 
年轻时,在台中一中教书,她每天都穿着旗袍上课,优雅的身段让学生至今难以忘怀。
 
今天她八十六岁,出门前口里念叨,“这个丝巾要系着,不系会丑”。要拍照,她转身走到卫生间,涂上嫩幼的口红。读记者手机里的短信,好奇地问,“你们喊我‘齐老太太’?好好玩噢!”
 
“知识分子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
 
诗歌和人世情怀融合在一起,齐邦媛在大学里像个炸弹下的文艺青年,沉浸在对美、对诗歌的感受里,不参加政治运动,被同学嘲笑为“不食人间烟火”。
 
“山水多可爱啊,诗歌又那么美。为什么我要参加那些政治活动?”
 
还在乐山上大学的齐邦媛,曾经参加过当时“前进”的读书会,会场上会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等歌,气氛激昂浓烈。她写信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劝她,吾儿年幼,要利用对功课的兴趣好好学习,不必参加政治运动。
 
齐邦媛从此没再去读书会,却遭到一些好友的排斥和讽刺。
 
到了二战结束后,学潮运动在全国各所高校蔓延,校园充满了政治动荡的叫嚣。
 
“我们同学百分之八十都迷共产党,越是知识分子越是迷。”齐邦媛对此表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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