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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那么多抗日爱国的人士无家可归
一个没有阶级差异、所有人爱所有人的世界如何可能？曾到德国海德堡读历史哲学的齐世英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告诉齐邦媛，“过度的允诺都是有问题的，过度的热情也是有问题的。”家庭的训练，让齐邦媛对政治的东西总是保持一种审视的距离。
“知识分子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对于任何主义，宁可在心中有距离地了解，慢慢地作选择。这是尊重，做人要有个样子。”闻一多的例子让她印象最为深刻，“一个那么有才气的人，竟然像个孩子一样疯狂。”
回忆当年学潮运动中同学们狂热的表情，齐邦媛笑得一颤一颤，“我父亲也是，看到人闹就笑，说这人怎么这么夸张”。
“我没有什么政治观，只是喜欢自然进展，不可能一个答案解决所有问题。”她最讨厌吵架，一家人从不吵架。家里养了十八年的狗，被她称为“狗睿”，性情竟也怕“吵架”，几个儿子小时候一闹，声音大点，那只“狗睿”便大声狂叫。
访谈进行到一半时，因为要给另一家报纸回信，齐邦媛在纸上写字，表情专注，下笔郑重缓慢，有点害羞地说，“我喜欢涂涂改改哦，标点符号也要花很多时间。”
她看今天的政治选举，是看热闹。虽看报，但是对大陆还是充满陌生感，她拥抱记者，顽童的表情又出现，“你们那边的家庭今天有什么禁忌吗？”
自1947年到了台湾，齐邦媛从事台中一中的英语教育、“国立编译馆”的文学编译、“国文教科书”改革等工作，一生只是“负责任地做事情而已”。
出于对政治的警觉，她在对“国文教科书”改革一事中，特别坚持一个原则：“有宣传意味的都不是好书。”
一九七二年，当时台湾的教科书组顶着一把“政治正确”的上方宝剑祭在头顶，齐邦媛被任命为“国立编译馆”的教科书组主任一职。第一套部定本“国文教科书”受到太多瞩目，当时对原暂用本教科书的批评很多，却也没有人敢直说其政治色彩太浓，呼喊声均是：救救孩子，还给孩子读书的乐趣。
齐邦媛等人在新版教科书中加入了沈复的《儿时记趣》、《西游记》中猴子偷桃等一些趣味性较强的作品。
问她当时有没有压力，她答得轻描淡写：这是工作，怕什么，又不会有人杀你。
对于《巨流河》在大陆受到的欢迎，齐邦媛实在意外。她说，自己并不想要发表什么观点，而是尽量按事实说话。但书中关于闻一多“临死前可能有所懊悔”的推测，还是遭到某些读者的质疑。她解释，“闻一多遗物中一枚印章刻有‘其愚不可及’的史实，是出自于他儿子写的书。”
对于张学良的看法，她拿出大陆出版的历史资料。“一切都是有来龙去脉的。那么大的东北，按世袭制就交给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从理性上来看就有问题。”
齐邦媛特别看重知识分子的客观性。因此，对话中稍不留意，她就给你质问一句，请你讲话科学一点。
“我反正就没有家”
聊着聊着，窗外的天边只剩一丝暗红的光。齐邦媛要到楼下慢走一圈。出门前，她一定将房间的灯全部熄灭。坐在楼下的花圃前，下颚稍抬起，瞥见自己的房间和四周山峦暗影一般黑。“不想有人看到我房间灯火辉煌”。
她乐于享受这种接近隐居的氛围感。
齐邦媛平日不跟这里的任何人来往，但一路走来，总是有人对她微笑，“齐老师好啊。”
散步回来，她取一份《联合晚报》。回到二楼的餐厅，点菜的过程不止一次对餐厅师傅礼貌地说“谢谢”、“对不起”。如果不是有访客，她经常买含鸡腿、青菜和白饭的便当回房吃。
儿时读了七个小学，台湾对齐邦媛来说，是个“收容所”。做那么多事，也是为了回报这场不错的收留。
巨流河一战失败后，一家人从此流浪了一生。这对齐邦媛而言，是最大的痛处。
“六岁离开，从来没有家，在这里，我并不觉得差。我反正就没有家。我没有丢掉什么。”齐邦媛说她不要麻烦别人，也不喜欢别人侵犯自己的空间。这栋安静的大楼太大，她经常带其他迷路的老人找方向。
她说着说着，拿下红色框的眼镜，哭了。没有声音，只是说话越来越重复、颤抖。泪水流下来的时候，她很快拿纸巾抹去。
“我在这里经常这样哭，哭八天八夜也没用，我反正就没有家。”
蒋勋、陈文茜等人曾评价《巨流河》：齐邦媛把所有过去波涛汹涌化为了波澜不惊。谁能料到，她在这小书房里，经常一面看史料，一面哭得不能自已。
《巨流河》一书出版后，齐世英的亲人朋友都感到惊讶，这个看似弱弱的女子，竟然如此愤怒。
“二次大战的那些法国人、德国人、捷克人等到战争后，终于回了老家。可我们回不去了。”爱国的人没有家可回，这个难题齐邦媛怎么也解不开。
齐世英到台湾后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60年，因反对陈诚“内阁”提出的“电力加价案”，齐世英被开除出国民党。生活清苦的他于1987年去世。一生再未回去过大陆。
“父亲已经死去二十多年，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齐邦媛也为后代担忧，在国外生活的儿子说，“妈妈，你不在了，我们不会再回去台湾。”陌生的大陆更不在他们的人生规划内。
辽宁铁岭的市长近年要对齐邦媛作表彰，她心中只有苦涩，“你是个有名的作家，人家给你弄个‘最美丽的啥’什么的，那是假的。”
“我跟别人说我是辽宁铁岭人，那不是滑稽吗？”她的双眼越来越红肿，“我最大的愿望，只是老的时候，有三间瓦房可以回去。”
“一切就好像被沙土掩埋了一样。”
年老的她重读《老残游记》，甚是喜爱，“味道贴近北国故乡”。
然而，回不去的不只是他们。2004年，齐邦媛跟王德威合编《最后的黄埔—老兵与离散的故事》，书中收入了与老兵、眷村、探亲有关的散文和小说，叙说了各种角度的离散思乡令人心碎的故事。“非常多的老兵，虽然政府有给生活费，但是他们却娶不到老婆，一辈子孤独。”
作为外省人，在台湾六十几年，齐邦媛也没有落下根。“永远有人会说你是外省人。”
历史充满各种吊诡，令齐邦媛和其父亲辈伤心的是，那些没有来台湾的旧识，虽然留在大陆，却有不少在建国后的短短几十年内遭到迫害。这两年齐邦媛读《杨宪益传》，感慨万千，“那一代最重要的文人却受到那样待遇”。
把最深的情绪讲出来，耗费了她很大的精力。但她仍觉得不够，一次又一次地问我，“你懂吗？你懂我的痛吗？”
最后，她还是选择了笔，在我的采访本上重重写了几个字，“Sing the anger of a man”（歌唱人类的愤怒）。那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第一句话。
失去了，能怎么办？时常，齐邦媛安慰自己，“有没有故乡怎么样，我至少还有灵魂。诗里面就有灵魂。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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